湖湘处处总关情——韩愈贬谪阳山湖湘之旅考述

贞元十九年,韩愈因上《御史台上论干旱人饥状》,得罪权臣触怒德宗,被远贬阳山.一年之后遇赦北归.往返途经湖湘,在湖湘逗留时间颇长.期间游历了不少湖湘胜景,留下了诸多悲喜交加的诗篇.本文即是通过考述韩愈的湖湘之旅及诗歌创作,观照其盛年这一次短暂的生命体验.     

韩愈论二题

韩愈是八九世纪之交中州的一位大散文家、大诗人、思想家和教育家(今河南孟县人)。由于他身上存在着政治和学术的两重性,以致千余年来,对其评价就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只就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议论。 一、关于求仕为官问题 对于韩愈的汲汲求仕盻贵一事,自他以后,不断有着责备。最具有代表性者,较早有清初大思想家大史学家王夫之。他对韩愈的名利思想一再讥评,他说:“韩愈以送穷为悲叹,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义,而恶能立义?”(《读通鉴论》卷16)又说:“韩愈氏自诩以知尧、舜、孔、孟之传者,而戚戚送穷,淫词不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同上卷26)。较近者有生芸生,他有一篇《韩愈和柳宗元》(见1963年2月号《新建设》)其中有一个标题为《韩愈的品德》,在这下面,他罗列了有关韩愈品德作风的十二点,如“厚颜乞怜不择言”、“趋炎附势捧太监”、“身在道外,意在禄中”、“三贬三变,继续上爬”等,集中对韩愈的求仕为官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那末,对于韩愈的求仕为官究应如何看呢? 我们也认为,韩确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     

读史随笔两则

一、“蓝关”考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他从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来广东潮州(今广东省汕头专区)途中,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一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中的蓝关究竟在哪里? 据《昌黎先生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的注解说:“蓝关,即秦之峣关,在陕西蓝田县”。但据清代广东兴宁知县仲振履重修韩祠亭路碑说:“龙长之交有蓝关,顶建韩公祠,土人相传即雪拥蓝关处也!其事荒远,不可考证”。他说的     

柳宗元作品的悲剧意识及其有限消解

柳宗元作品的悲剧意识及其有限消解丁光清，孟修祥柳宗元作品的悲剧意识源于他的现实人生悲剧。自“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从政治中心贬入南荒僻州。《新唐书》本传说他在那里“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因而，他被贬南荒以后所有诗文创作是我们认识柳宗元...     

韩愈在潮州

韩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河南河阳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享年五十七岁。韩愈一生中曾经三次来广东。第一次是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当时他才十岁,他的长兄韩会坐元载党,贬官韶州,韩愈就随兄来韶,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三十六岁时,即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官至监察御史,因为天早人饥,上疏奏请宽免关中税钱及田租,为幸臣李实所谗,贬为连州阳山令;第三次,则在元和十四年,因他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宪宗欲加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崔群等求情,韩愈才得免一死,贬为潮州刺史。唐代潮州,“流谪所归”,中人无不视为畏途。韩愈来潮时,已五十二岁。他在正月十四日离京上道,到达蓝关,因大雪封道,恰逢侄孙韩湘远道赶来相送,韩愈就吟诗一首以示之:“一封朝奏二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朽骨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路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大约经过二个月的跋涉,在二月中旬踏上广东地界,四月廿五日抵达潮州任所。韩愈在潮州的时间不长,不过七八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做了不少好事,见诸史载者,     

香糯不腻东坡肉

东坡肉,浙江杭州传统名菜,因出自北宋苏轼之手而得名。据传,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常常亲自烧菜与友人品尝。他的烹调,以红烧肉最为拿手。他曾作诗介绍其经验:“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苏东坡第二次贬至杭州时,西湖已被葑草湮没了     

从王叔文派的改革看韩柳之争的政治意义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在顺宗李诵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发动了一次旨在褫夺宦官兵权和裁抑藩镇势力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它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大官僚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拚命抵抗。在革、保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新政的推行仅仅一百四十六天就匆匆失败了。王叔文、王伾被贬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历史上叫做“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完结。中唐以来的一切顽固保守势力,从与柳宗元、刘禹锡“交情很深”的韩愈起,一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大刽子手曾国藩,都无不大骂王叔文派,什么“群小用事”(韩愈:《顺宗实录》)、“小人乘时窃国柄”(韩愈:《韩昌黎全集·永贞行》),什么“小人之无忌惮者”(苏轼:《报江季功书》),什么“王伾、王叔文……为一时奸回”(曾国藩: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顺宗实录》补注)等等,俯拾皆是。一场“意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的政治革新,在尊儒反法派的笔下,竟成了“朋党”“窃国”的“卑谋”。     

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

韩愈现象是一令人困惑不已的个案 ,其自身所构成的深刻悖论 ,成为后期唐诗发展史上的奇异景观。他以“攘斥佛老”自命 ,骨子里却与佛禅有着深刻、蒙昧未彰的纠结 ,在其“宣言”和“行为”中采取依违两间的姿态 ;韩愈获贬 ,尤其是南贬后亲和佛禅 ,是那个时代“贬官禅悦”的典型证例 ;韩氏以“道统”自任 ,其理论及其排定的“道统”谱系 ,也受了南宗禅“教外别传”和衣钵承祖认宗的启发 ;韩愈“独运其天才”所创“以文为诗”直接获益于佛经、佛经译过程 ;从“主情”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到“主理”以“意胜”的宋诗风格的形成 ,韩诗是两者间得体的过渡。     

《讳辩》新论

韩愈的名文《讳辩》颇得世人好评。近年有些学者在注释此文时称道韩愈在文中“表现了他对人才的爱惜和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的精神”。这里涉及韩愈和李贺蜚声文坛的一段交往。细考两人经历,揣摩《讳辩》原文,却总感到韩愈写作此文,多少怀着一缕隐私,并非如宋琬昌所言:“愈作《讳辩》,可谓爱贺矣。”(见《谷昌集注序》) 中唐诗人李贺是唐朝宗室郑王的后裔,但他父亲只做了个边疆小官,而且死得早。李贺与幼弟依母而居,生活清贫。然而他才华出众,有一展所长、为国立功的抱负和勇气,有藐视权威的精神和兀傲自负的性格。他渴望知遇,借以致身通显。大约在十九岁时,李贺已经     

被埋没的光彩--从《三上宰相书》看韩愈人格的闪光点

后代论韩愈者 ,都将他的《三上宰相书》当作其人格中一道不光彩的阴影 ,贬之者抓住不放 ,尽情攻击 ;褒之者也不得不承认是美玉之瑕而为之汗颜不止。今细读《三上宰相书》原文 ,觉得问题远非那么简单。韩愈是一个旧时代的儒士 ,在他身上确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笔者以为他在《三上宰相书》里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 ,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勇于自荐自举的胆略并不是他的缺点 ,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的闪光点之— ,是我们当代人所应拾取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