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身后的西汉中枢政局

汉初统治者可分为刘氏宗室、吕氏集团和功臣集团.吕后掌权时压抑刘氏宗室,扶植吕氏集团,对功臣恩成并济.刘氏宗室、功臣集团对吕氏集团有怨结,在吕后身后发动一场政变锄除吕氏,而惠帝诸子受殃及.因为政变正当性的需要,吕氏和惠帝诸子遭到污名化:吕氏作为政变受害者被污为有意为乱者,高祖嫡支惠帝诸子被说成血统不纯的异类.     

浅议西汉初年吕氏集团覆灭的原因

吕氏集团在吕后执政期间,吕氏被封王,权力膨胀,同时带来了他们同汉初功臣、刘氏皇族的矛盾,再加上其自身的不足,最后导致了被族灭的命运.     

审食其与汉初政局

审食其为汉初重要功臣之一,其虽无多大建树,然亦见证了汉初政坛的风云变幻.审食其作为吕后的幸臣,曾一度叱咤政坛,却并未随吕氏集团的覆灭而亡.此既因陆贾、朱建之谋划,也因其自身向功臣集团靠拢,方得"苟延"至文帝时期.淮南厉王击杀审食其,非因一时之冲动,乃是文帝默许、纵容的结果.审食其之死是伴随着文帝控制、打击功臣集团势力等一系列行动而同时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食其的存亡都和当政大臣与皇权之斗争有关.     

叛乱视野下的西汉王国政策

诸吕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与大规模削夺王国封地有着较大或直接的关联。文帝时期的王国政策分为"收国"与"分国"前后两个阶段,二者都建立在对吕后时期王国政策的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贾谊的"众建"之策无法涵括文帝时期的王国政策。七国之乱的爆发宣告了晁错削藩政策的失败,战后对王国封地的削夺也是对战败者的一种惩罚方式,不能单纯视为削藩政策的延续,"削藩"同样无法涵括景帝时期的王国政策。从叛乱的视角来看,西汉前期王国政策的演变是一个对实践不断反思、调整和更新的动态过程。     

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

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演变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曹操执政时期,其权力合法性存在很大的危机,执政者加强控制,士人不得不在观念上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在魏文帝、明帝时代,权力合法性危机得到缓解,政权内部集团的势力相对平衡,总体上为玄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司马氏专权时期,其僭越的权力形态寓含着合法性危机,使其加紧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玄学的思想活动失去了自由的环境,魏晋玄学至此告一段落。     

汉初三族刑的变迁

汉初从秦朝继承而来的三族刑于吕后元年(前187年)被废除,吕后八年(前180年)吕后死后再次被制定,文帝元年(前179年)又再次被废除,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至七年(前157年)之间又再次被制定.废除三族刑的背景有战国以来的三族刑废除论,以及解除秦朝苛法这一汉朝基本国策.相对于此,重新制定三族刑,则是由于通过对吕氏政权的政变及新垣平的大逆案件,重新认识到三族刑的威摄效果,以及废除三族刑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实际益处.     

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继承与调整：目标、工具和效应

拜登执政以来,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基本内核,而且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就政策目标而言,护持网络霸权是两届政府的总体特征。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目标,追求网络技术霸权、网络制度霸权和网络文化霸权。就政策工具而言,拜登政府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并非对前任政策的简单套用,而是政策调整。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治理方式激进,实施退出外交;拜登政府重视盟友集团,运用国际规则,开展缓进式治理。就政策效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治理削弱了霸权合法性,拜登政府的缓进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网络霸权。然而,拜登的政策调整同样存在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结构性矛盾。     

《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汉初楚籍功臣对南越国政策浅析

西汉初年,一大批来自楚国故地的政治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对西汉王朝早期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楚人功臣集团继承祖先"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谨慎处理与南越国的关系,为西汉初期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张良卒年及相关史事考论

《汉书·张陈王周传》所载张良去世及留侯“国除”的时间与《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不符。由这一歧异入手细绎史料,可以看出张良积极地参与并决定性地影响了刘邦“易太子”事件,由此与吕后、太子逐渐接近,而吕后专制、吕氏掌军及封王等局面的形成都与张良有脱不开的干系,他去世的年份正关乎西汉初年这一政治格局的剧变。《汉书·张陈王周传》的错误显然是班固“为贤者讳”的结果,但却留下了漏洞。至于张良的“成功不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汉初依照“功次”任职的体制不利于他获得与自己身份、才能相符的职位所造成的。     

冒顿请婚新说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早期岭南建筑历史资源研究——以南越国时期为中心

对于岭南早期建筑资源的研究至今仍是学界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由于年代久远、政治变迁、史料匮乏等原因,要像对中原地区秦汉时期建筑的考证那样也对南越国建筑状况得出较为确切的结论,尚较困难。近年来,随着南越国"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五华狮雄山建筑遗址"、"南越王宫署遗址"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南越国建筑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使我们对南越国建筑的发展状况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本文依据对建筑遗存资源的分析和考释,揭示出南越国建筑既具有独特的地方建筑文化特色,又具有多元化文化的特征。     

方舒复出 “女皇”登基

表现秦汉时期的影视作品的生产,已构成新一轮的历史热:《西楚霸王》、《汉王刘邦》、《秦颂》、《火烧阿房宫》、《荆柯刺秦》、《汉刘邦》……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由广东有线电视台、北京诚鸿润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山正阳影视公司摄制的30集电视连续剧《吕后传奇》的投拍,无异于给“秦汉热”又添了一把柴。如果说有所不同的是,原有的作品以塑造男性形象为主,而《吕后传奇》所要描绘的,则是中国第一个女皇。 《吕后传奇》从刘邦登基,吕后自栎阳山中入主长安开始写起,到吕后去世结束,主要表现吕后与刘邦的宠妃戚妃之间的争宠夺权,     

奥巴马新任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

正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了重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适应西方国家金融危机新特点、亚太地区形势新发展和美国整体战略新转变作出的。调整凸显了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目的性,以及内容与手段的变化。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调整奥巴马第一任期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发展与积极推行的时期。2009年上任伊始,面对小布什政府留下的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奥巴马执政团队基于"巧实力"的理念加快了外交战略调整,执政团队成员多次出访亚太国家,不断强调亚太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明显加快。2011年11月,奥巴马在堪培拉对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中表示"美     

乔治·H·W布什政府欧洲一体化的政策探析

乔治·H·W 布什政府执政时期,恰值冷战行将结束进入欧盟时期.美国把对“欧洲战略”中的欧洲一体化政策进行了调整,这样美国对欧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试从政治、经济及货币等几方面加以评析。     

美苏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尽管苏联封锁柏林的行动直接挑起了危机对抗,但从战后国际格局转换的整体视角看,危机的缘起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两国对德政策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可以说,这次危机是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从盟友向对手转变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处置德国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战略抉择与危机应对——基于尼克松政府应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研究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如何在有效缓解危机的同时,推进全球战略调整而不受关键国家巴基斯坦内部动荡的影响,是尼克松政府在应对此次危机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尼克松政府以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规划为基点构筑以偏袒巴基斯坦为核心的应对之策。从影响危机应对的具体因素来看,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以处理印巴危局为契机,力促中美接近;其二、支持巴基斯坦这个"旧时"盟友,彰显美国在战略收缩之时,在对盟国安全承诺方面不打折扣;第三、白宫与国务院的权力纷争。     

经团联与自民党“金权政治”的结构性解读

经团联作为日本财界的大本营,在战后很长时期内为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对日本政治施加影响。经团联与自民党通过"政治献金"与"政策回报"的交换,实现财界金钱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将国家权力私物化的"金权政治"。这种"金权政治"经历了组建与确立、巩固与蔓延、危机与转型三个阶段:战后初期经团联提供政治资金在确保自民党执政的同时完成金权政治的确立;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官财权力铁三角"逐渐定型并加强了金权政治的控制力度;经济泡沫破灭后自民党政治与日本经济均陷危机,在社会舆论批判中金权勾联形态被迫向更为隐性和迂回的方式转型。     

1971年南亚危机与苏联的政策与反应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直接关系到中美苏印巴五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多重博弈。苏联的危机政策有一个显著的转化过程:由危机初期对东巴独立运动抱以同情态度,但又小心谨慎地避免直接介入逐渐转变为直接介入,与印度结盟并支持印度军事手段解决东巴问题。促成这种政策转变的直接动因在于美苏中三大国围绕次大陆危局展开的权势角逐与战略竞争,其中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是关键。     

试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公共外交政策

公共外交是冷战时期美国赖以"击败"苏联的重要外交工具,一直得到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和支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公共外交政策被严重忽视,美国新闻署被撤并,公共外交活动和经费大幅减少。克林顿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失误要归因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内经济问题的过度关注,新孤立主义思潮的产生,以及决策层未能因应新形势发展及时确定美国公共外交的新方向与目标。克林顿政府弱化公共外交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维护和塑造正面形象的能力,解释美国政策的话语能力,以及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要为"9·11"事件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