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民族志诗学与阐释学文论研究

民族志文本作为田野经历的呈现载体,在反思时代遭遇了"表述的危机",继而开辟了"写文化"的诗学路径。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形成与人类学研究的"阐释学"转向密切相关。阐释学理论对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观察、叙事表述及文本接受层面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是由于阐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渗入,民族志文本得以在对话性的多声部叙述中作出了情感真实的承诺,使得现场、活态的质素得以保留并为诗学向度上的意义生成留出了空间。     

跨界与批判:当代西方教育民族志的新视野

不同时代赋予教育民族志不同的研究主题,从而生成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指导着相应时代的教育研究与田野实践。传统的教育民族志在关注经典教育问题时依然有效,但无法处理教育田野中"移动-流动"的图景。因此,教育民族志需要跨界的眼光,发现不同场域之间形成的联系,以批判的方式审视组织机构中"隐性的不平等"。在全球化时代,教育民族志的跨界性与批判性成为理解教育中国际与地方、宏观与微观关系的新视野。     

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几点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标志。本文从田野研究的意义、田野研究的局限、本土研究的定位三方面对这一基础性工作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异文化民族志研究、主客位观察、民族志撰写与传统文化真相以及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等当前人类学界争议颇多的议题     

人类学与灾难研究的范式

近年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灾难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几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相互关联,吸取了其他学科的灾难研究经验,以人类学整体观的视野和微观的民族志田野方法对灾难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理论性与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

“米德-弗里曼之争”是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之一,对人类学学科甚至所有“软科学”的反思性思维的培育和启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章回顾了学科史上的“米德-弗里曼之争”,概括了论战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内在特性、人类学知识的客观性、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以及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力图超越“论战”表象而发掘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     

记忆、识别与照料政治：老年失智症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启示

老年失智症是近年来医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老年失智者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给人类学长期关注的人格与生命等基本理论命题提出了挑战,即如何从本体论去理解、从方法论上去体验这种新的生命形式?本文通过对人类学相关诊所民族志和照料民族志的评述,指出老年失智症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老年人照料和护理等医学领域中的应用问题,它更多提供给人类学家一个审视诸如人格、认知、识别、承认与照料政治等一系列人类学相关概念的独特视角。同时,对老年失智症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极大丰富了当下人类学界"本体论回归"浪潮的经验性知识,将人类学对记忆的讨论从公共领域,集体记忆扩展至人类的认知领域,最终体现出人类学之科学与人文兼容的学科特质。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民族志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文学与人类学摭论

知识全球化推动了学科间的交叉与重组,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快速发展;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引发了地方性知识和个体经验的崛起,这成为原本分属不同学科的文学与人类学不断融汇的社会根源。在中国和西方的双重语境下,采用宏观与微观、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构拟了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走向:审美情感与田野实证是文学和人类学的属性差异;人学与生存经验是文学和人类学共同的精神向度;诗性思维与民族志互渗表征文学与人类学的相互转向;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构建的新型研究范式。通过对文学与人类学的差异性、共通性、相互转向及学科共建的分析、阐释和论证,旨在厘清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走向,为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

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从实证到阐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变迁,不但改变了当代民族志写作的基本面貌,也为影像民族志从人类学学科边缘向核心领域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理论支撑.以格尔茨的"深描"理论为框架,视觉人类学界倡导以"语境强化"为表征的"深描式"影像民族志,在197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拿破仑·查格侬和蒂莫西·阿什进行的亚诺玛莫人系列纪录片,便是这一学术嬗变时期的代表性影像民族志,甚至成为1980年代以来民族志"写文化"转型的先声.     

略论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批判社会学理论对都市空间的异质性、动态性分析具有方法论性质.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带给人类学研究颇多启发,并改变人类学以往仅限于对村落空间与家屋空间等静态空间探讨的模式.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在传统田野地点反思的基础上,开启了多点民族志的实践;再则是在批判社会理论影响下,出现了迈向多维互动的空间民族志.     

回归地方再思田野──著名人类学者翁乃群教授专访

翁乃群教授追溯了他进入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经历及其与国内学科发展历程的关系,并且以纳日(纳、摩梭)人社会的田野研究历程为例,讨论了"地方"概念的多元性;在反思"地方"和"田野"的基础上,指出人类学的根本仍然是经验研究,而且西南作为一个富于差异性和区域相似性的民族学、人类学场城和田野基地,对中国人类学的整体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潜力.     

“反身性”的文化叙事： 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与民族志书写

聚焦于当下城市文化及社群性艺术事项的人类学研究,是针对"自者中的他者"所进行的"反身性"文化叙事。在此,"艺术田野"不仅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用于解读城市中"大传统"与"小传统","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知识形态"与"时代症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更在方法论的层面为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学科观念,使其在面对艺术活动时,为活态而流动的感性符号留出诗性的阐释空间。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民族志制作,则既包含着一种入场经历的"诗学视域"也关涉着离场反思的"诗学书写",并形成了从"审美事实"到"交互阐释"而至"意义文本"的艺术民族志写作范式。     

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几个根本问题

从学科性质来说,中国教育人类学是一门开放的综合的交叉学科,是一门特殊的人文社会学科.教育人类学既是一门应用学科,也是一门创新性的理论学科.教育人类学家遵循着社会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社会的根本看法,将教育视作一种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通过田野研究直接面对鲜活的教育实践,从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获得对教育与人性的理解.教育人类学研究在认识论上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从实践中获得第一手资料、用文化视角看待问题、整体书写民族志、反思与批判贯穿研究始终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目前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揭示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价值,指出了推动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地方灾难场景与应灾实践经验的民族志研究

田野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核心,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将基于对具体灾难场景中所呈现的环境风险性、人类脆弱性和社会弹韧性的辨析,来就具体地方的灾难应对实践经验进行精准化的总结。坚持整体性的框架分析、过程论的动态考察,以及地方性视角的呈现和转述,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可就人类社会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机遇可能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