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节度使考述

吐蕃为了对唐与周边部族作战,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唐蕃冲突地区设置了五道节度大使,专事该地区的军事、民政及对唐及周边部族的外交等事务.吐蕃五道节度大使的前后名称及其内部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改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吐蕃东鄙五道节度使",下设五"道"节度使,诸"道"节度使下,又设若干小节度使.该制度为吐蕃在唐蕃冲突中取得优势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

本文根据敦煌汉藏文文献及其他藏文文献,讨论了“mdo gams”（朵甘思）和“中节度”的关系以及雅莫塘节度使和河州节度使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吐蕃在军事占领区设置了“五道”,其中的“中道”即朵甘思道（mdogams kyI khams）;雅莫塘节度使即河州节度使,并据此最终认为,吐蕃极盛时期的疆域仅由吐蕃本土和“bdeblon khams chenpo”两部分构成,“mdok hams”地区乃“bdeblon khams chen po”五道之一的“中道”（dbus kyI khams chen po）。     

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的两个问题

榆林窟第25窟壁画完成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该壁画藏文题记中的shangshevi实际是汉文“尚书”的音译,是指总制河陇地区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该壁画藏文题记提到的曹姓（dzevu）开窟人在吐蕃统治时期不可能担任僧政一职。     

关于唐泾原节度使的几个问题

泾原节度使的设置是唐中期社会政治环境、唐中央政府军事战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唐一代,至少有44人或45人曾担任泾原节度使,而非以往学者统计的41人。泾原镇历任节度使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泾原地区发展的措施,不仅抵御了吐蕃对这一地区的进犯,更有效地促进了泾原地区的发展,基本达到了唐中央政府拱卫京师、防御吐蕃的目的。     

盛唐与吐蕃在西域的较量(720～755年)

开元、天宝年间,先是吐蕃在东突厥的策应下夺取石城镇,打通了进入西域的东道,遂与突骑施多次连兵,为患唐朝边庭。后来唐朝与大食共同消灭了突骑施苏禄,接着又在葱岭南部及以南地区逐步击败吐蕃,巩固和发展了在西域的政治统治。     

唐蕃关内道战争与粮秣补给关系研究

唐、蕃关内道近百年的战争,构成了唐代中后期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人的研究则集中在军事制度和战役等方面,却很少从整体上分析吐蕃在关内道的战役进程及其战术战略嬗变的因素。唐朝在关内道部署的圈层防御体系制约着吐蕃在关内道的战役进程,灵州的灌溉系统及其补给路线影响着吐蕃战术的调整,而吐蕃粮秣补给不足则使其分割唐朝领土的战略构想终于破灭。     

戎昱在江南地区的生活与创作

中唐诗人戎昱从大历初年回到故乡在荆南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到大历四年前后在澧州刺史府中作幕僚。大历五年冬天,先后游历衡阳、耒阳等地,大历十一年流徙到桂州。建中三年到兴元元年他曾担任辰州刺史,贞元初年,改任浙江东道某州刺史,贞元七年,任虔州刺史。他的晚年颇为凄惨,在颠沛流离的后半生生涯中,创作了不少富于感情色彩的诗作,或述说自己命运的不济,或钟情朝廷,或思念故乡。他的抒情小诗也富于文学情感。     

唐代羁縻府州管理体制变迁的原因探析

有唐一代,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期实行以政治控制为主的都护府、都督府体制,后期转变成为以军事控制为主的军城节度使体制。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朝廷势力的下降以及边疆形势的变化:吐蕃崛起、后突厥政权的建立、东北各族的反抗,使得边疆地区的驻军大增,节度使体制建立起来,都护府、都督府以及羁縻府州都被纳入到节度使的体制当中。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是学术界很少注意的问题,节度使多妻制的出现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存在的多妻现象;二是归义军节度使通过多妻制达到与敦煌各个大姓之间联姻,以维护自己政权的目地.从张议潮、张淮深到曹氏归义军的曹议金等,都采取多妻联姻.归义军时期敦煌百姓中多妻是一种普遍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为弥补因战争导致的性比例失调、人口锐减等采取的一项补救措施.     

吐谷浑与丝绸之路

本文认为,吐谷浑以西周时期的穆王道、春秋两汉的羌中道为基础,先后开辟了从羌中—湟水通往白龙江的西蜀道（含松潘道、岷山道）,沿羌中—湟水逆行从祁连山各口进入河西走廊张掖的南山道,沿湟水西南通往黄河源头的白兰道,湟水向西域的羌中古道和吐谷浑到吐蕃的吐蕃道,为中西商贸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桑耶寺、吐蕃道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桑耶寺不仅在弘扬藏族文化、培养早期藏地的宗教人才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而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而吐蕃道是沟通中国内地与印度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本文从桑耶寺的佛经翻译、汉地僧人在桑耶寺的驻足活动、汉文史料中所见汉僧沿吐蕃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情况等方面 ,论述了桑耶寺、吐蕃道在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章仇兼琼述论

章仇兼琼，唐中期任剑南节度使，在四川八年，政绩较著。他较好地处理了与吐蕃、南诏的关系，他大力兴建水利，他与知识分子关系也不错，后世蜀人很怀念他。但正史却不为之立传。本文扒梳有关史料对其生平事迹略加考述以为补阙。     

P．t230R号《天子赤沃松赞母子祈愿文》残卷解读及吐蕃末年史事考述

P．t230R号残卷载有吐蕃末年举行隆重的显密法事活动及祈求神佛保佑之事，重点涉及到了吐蕃分裂时期的赞普沃松。祈愿文内呼吁吐蕃臣民要遵守君臣之道，希望恢复以往的君臣关系，祈愿吐蕃实现长治久安，从中也反映了吐蕃末年王室统治摇摇欲坠的事实。对P．t230R号残卷的解读，有助于探讨吐蕃王朝末年的历史。     

都督、总管、节度使

节度使源于唐初都督的说法,似已成为史学界的定论,但细检史志,殊为不然。其一,唐代都督是有品秩的职事官,而节度使终唐之世不列品秩,实属差遣,两者性质不同。其二,都督不但掌诸军事,还负有“……”考复官吏,……劝课农桑,敦敷五教”(《唐书·百官志》三)等民事职责,而节度使最初不过是掌总军旅,专诛杀的军事长官,二者职责不同。如果说节度使源于都督,何以由职事变差遣,何以只管军不管民,又何以由都督、长史等官充任呢?事实上,节度使乃渊于行军总管。唐沿隋旧,初呼总管,武德七年改称都督。然“复有行军大总管”(《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盖有征伐则置于所征之道,以督军事。此时总管常以禁军将     

从“顿渐之争”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及发展趋向

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印度瑜伽行中观宗自续派和汉地禅宗同时传入吐蕃。二者经历了从和睦共处到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阶段。最终,因为见地和修持方法的差异而引发了一场争论,史称"顿渐之争"。汉地禅宗本是吐蕃佛教的滥觞,但以摩诃衍那为代表的汉地禅宗在"顿渐之争"中失利后,汉地禅宗在吐蕃逐渐销声匿迹,对后期的藏传佛教未造成影响。     

唐后期的江南牧监研究

唐后期在江南地区共产生了三个牧监,即贞元二十年的万安监、元和十四年的临汉监和临海监。这几个牧监,其监牧使均是由该监所在道的节度使兼任,对于节度使而言,监牧使是一种临时性的职务,在牧监中真正负责的应是监牧副使。设置牧监的地区的自然环境本不适合养马,同时由于管理不善,遂导致设立的牧监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但牧监旋立旋废,或许与节度使的调动有关。江南牧监的被废,在为减轻百姓负担的官方理由之下,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唐大历三年《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所见唐蕃关系

西安新见唐大历三年(768)《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志文以安史之乱前后西域形势及唐蕃关系变化为背景,记载志主先后监军安西、朔方,参与名将高仙芝、封常清破大小勃律、收播仙镇等役,监朔方军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收复灵州,印证了其时吐蕃—西域—中原的胶着关系,也为联系中西交通起重要作用的"吐蕃—勃律道"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考

《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乃张说作给郭元振再使吐蕃的送别诗,题中"大夫"是指"朝散大夫"。郭元振是武后朝到玄宗朝初年的一位重要人物,曾于696年、702年两度出使吐蕃,为巩固边防、发展唐蕃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考察了诗题的最初面貌,推测作诗时间应是702年,地点应是灵州,并论述了郭元振再使吐蕃始末。     

吐蕃通往勃律、厨宾之道略考

吐蕃王朝兴起之后,勃律道和扁宾道成为其往西北方向开拓的两条重要通道,通过这两条道路,吐蕃向西可达中亚、西亚、欧洲,向南可到达南亚,向北可达西域。对吐蕃而言,这两条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