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     

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力作——读《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

正王虎的《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是一部研究唐代笔记小说词汇的力作(下面简称《研究》)。我们阅读过后,获益颇丰。书中有许多亮点引人注目,读之令人称快。唐代是连接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桥梁,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回顾20世纪的唐代词汇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从20世纪初胡朴安《通俗典》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到三四十年     

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新拓展——读《唐代西南经济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唐代西南经济研究》一著在把握学术前沿的基础上,对唐代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农业经济开发、特色手工业部门、服务业及有关唐代西南地区经济开发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该著具有研究范式新颖、视野开阔、方法科学、资料翔实、创新突出等显著特色,对推进西南区域史及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穷究事理开新境——读《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域历史文化研究逐渐兴盛,出现了众多成果,其中大多属于地方文化史通论研究,如对地方文化史、文学史、美术史的勾勒,对历史名人、民俗资料的汇集整理。这些宏观的"梳理"式研究理清了地域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明确了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基本     

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以浙东、浙西和河南、河东四道为核心

传统观点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后南方水利工程的数量大增,水利建设的重心移到了南方.通过对南、北方水利建设的考察,我们发现唐代前期水利建设的重点在北方,而中唐以后水利建设的高潮在南方,不过北方在中唐后仍新修了一定数量的水利工程;唐文宗以后,南方和北方水利建设的数量都大大减少.南方的水利工程大多集中在太湖流域和甬绍平原,纵深丘陵地区的工程不多.南方多为小规模的水利工程,而北方大工程较多;南方大工程的数量在中唐以后大体与北方持平.南北方的水利建设都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有益的影响.中唐后南方大量水利工程的修建,只能说明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北方,但并没有超越北方.     

“也”、“亦”在唐代文献中的分布研究——以《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中的语料为例

“也”和“亦”在唐五代都是比较常用的表达方式。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中的语料分析表明，“也”和“亦”在唐五代时期有相同的基本用法，使用基本相同的句法结构和较为相近的语体分布，但二者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功能分布，两种用法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时“也”、“亦”使用的整体轮廓。分析认为“也”与“亦”分布状况与的它们形成发展的历史有关，二者的分布特征预示了“也”、“亦”替换的基本路径。     

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读《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

《纲要》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通过对《纲要》的学习 ,本文从国际格局、国家目标、外交政策等三个方面 ,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 ,着重分析和论述了邓小平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对毛泽东领导时期国际战略的肯定与调整     

胜意纷纭、新创迭出的文学史著——评李定广先生《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

<正>唐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唐三百余年诗风文运,在其盛衰起落的每一个阶段,均有大批的研究成果跟进。事实上,唐代文学研究总体上的热闹和繁荣,与某些局部研究的冷落是相始终的。而某些被冷落的局部,就其文学实绩及在整个文学史流程中的意义而言,又实在不应该遭到冷落,唐末五代文学便属这类情况。因而,李定广博士《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