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官职业伦理之德性建构

"徒法不足以自行"。防治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法官具有关键性作用。法官职业伦理则对塑造法官职业信仰,约束法官职业行为,培养法官职业美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在司法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改变了原有落后的局面。但在司法改革的软件方面,也即法官的伦理道德方面却捉襟见肘,改革迟缓,效果不佳,以至于影响了法官在人们中的信誉和司法的公信力。法官在道德伦理上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司法改革的水准,甚至是关系到司法改革的成败。所以,在当下,法官职业伦理的发展与完善,法官职业伦理之德性发展与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司法能动趋势下法官职业伦理研究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以往的被动司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司法能动应时代需求而发展。司法能动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对法官素质、综合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以法官职业伦理对司法能动进行理性控制,在司法能动趋势下对完善法官职业伦理进行思考。     

试析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伦理构建

法官职业伦理是当前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严格法官准入制度和遴选制度,从源头上保证法官的高素质。改革法官职业伦理的监督和惩戒制度,是法官职业伦理自律性要求。实现法官职业伦理的内化,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最终追求。     

加强法官司法伦理建设的新思考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树立司法权威.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与法官队伍的职业素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司法伦理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因素.司法伦理是指与司法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并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司法伦理作为司法文化的主线和核心,对司法活动的性质和成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法院只有高度重视法官的司法伦理教育,着力加强法官的伦理信念和伦理自律,才能有效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水平,进而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培育和建设一支优秀的职业化法官队伍.     

应建立法官当庭裁决的机制

我国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在当庭裁决与庭后裁决的选择上,当前以庭后裁决为主。从多个方面分析了选择庭后裁决的原因,探讨了庭后裁决的利与弊。认为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与审判工作机制改革的深入,为适应提高审判效率,节省诉讼资源,完善法官素质的要求,应向当庭裁决的方向发展。为适应当庭裁决的要求,提出应进一步明晰法官的权与责,赋予主审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力,健全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应调整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严格执行审限;应加强对法官的培训与教育。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研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充分体现了道德判断与伦理选择,因此有必要从伦理的视角对其进行考量和审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价值取向性、伦理自主性、主观能动性、自由有限性等伦理属性,以相对现实主义、司法能动主义和实现个案正义为其存在的伦理依据,其运行应当遵循彰显司法正义、彰显司法良知、讲求司法公信、符合公序良俗等伦理限度。     

法官文化社会化问题研究

法治国的构建,离不开一个精英法官群体,同时也需要普通民众对法官职业的理解和支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普通民众对法官文化是陌生甚至拒斥的,通过法官文化社会化的各种路径,强化普通民众对法官职业特殊性的领悟,在社会形成理解和支持法官职业的氛围,是推进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伦理困境与伦理自主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司法权力,但在实质上却是一种伦理裁判权。在特定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下,法官会面临着诸如事实认知、规范选择、组织人的伦理自主丧失等种种伦理困境。应当将法官的伦理自主确立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走出伦理困境的基本策略,并设计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科学合理的制度伦理机制。     

论法官的查明责任与诉讼模式

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法官探究案件事实的方式差异极大,当事人主义模式之下的法官多承担消极的查明义务,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衡平主义诉讼模式则取折中态度,要求法官和当事人一起完成证据材料的查找与收集来探明案件真实。基于此,我国诉讼模式的选择需以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及辩论权为前提来追求诉讼义务的平衡。     

从职业道德到职业伦理——对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重述

法官的职业伦理是在法治的价值取向下的法官的职业化过程中的衍生物,是在法治的背景下从事法官职业处理与相关当事人之间关系时所应当遵守的那些准则和规范。而新中国的法官职业是以民主为基本的理念,同时揉合了"案结事了"的职业定位而建立起来的,它缺失法治的理念,因此,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建设应当以法治为根本的理念进行重述。     

我国法官惩戒机制改革刍议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作为法官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法官 惩戒机制存在着主体中立性不足、程序设计对法官权益保障不充分、公正性不强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法官职业保障水平和 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亟待改革、完善。改革我国法官惩戒机制,应该在有效监督法官不当行为的前提下加强法官职务保障和 有利于法官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具体而言,需要设立中立性和专业性的惩戒主体,实现惩戒程序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并完善 救济渠道     

对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检视——从司法独立的角度澄清审委会改革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的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对居于法院核心地位的审委会制度一直存在两个认识误区,它们都关系到我国司法独立性问题,必须予以澄清。其实,我国审委会制度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法官独立审判人格和法官对案件的决定权,审委会制度特别是审委会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与司法独立不存在必然冲突;而审委会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则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和司法公正,其不应当在审委会制度中确立,其中可引入法官不当行为惩戒制度和法官全面评议制度,以保证司法公正。     

司法民意与法官的职业化思维

司法民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一种于司法有益的支配力量,也可能损害司法公正。这种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民意与法官职业思维的不同。在对案件裁决的过程中,法官的思维首先应当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思维模式,其中还应该包括对可能影响司法结果的民意保持警惕。     

司法独立与司法权的制约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独立，还包括法官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内涵。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不受制约。司法独立的相对性决定了司法权要受到一定的规制。要避免司法的擅断、专横和腐败，就必须实现司法权的分化和制约。     

论法官的告知义务--以民事诉讼法为例

告知是法官的一项基本义务,理论界对之研究不多,它具有法定性、程序性、义务性的特征,与释明权紧密相连.告知义务的履行有利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平等,是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比较分散,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法官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关系的重新调整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官职权的配置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 ,赋权随意性过大 ,法官职权膨胀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过分虚弱 ,两者之间的关系要重新加以调整。具体而言 ,应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树立以当事人的诉权制约法官 (法院 )职权的原则。     

论审前羁押程序司法化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被界定为均衡的审前羁押价值理念,其有助于剔除审前羁押程序的行政化、诉讼构造的流水线化及羁押功能异化等问题,而选择的路径便是对审前羁押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使审前羁押决定部门处于中立地位裁判侦查机关与嫌疑人的纠纷,重拾该程序应具备的参与性、结果的确定性及可救济性,通过审前羁押程序司法化的改造寄望于还原审前羁押的预防功能。     

略论英、美法官文化及其启示

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制度中，基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甚至对充任法官者的年龄、资历、性格以及法庭仪式、法官装束等都达成了诸多共识，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法官文化。这对于保证法官独立、司法公正、公众对司法判决的服从乃至对法律产生信仰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民国初年法官制度改革刍议

本文以民国初年（1912—1928）的法官制度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充实的史料为依据，论述了民国初年实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的一系列新式法官制度，推进了司法独立的进程，使法官能够恪守中立，严格依法审判，选用精英出任法官，使法官能够严格职业操守。同时，对其中某些制度实现程度的有限性和弊端也进行了客观评价。     

专业法官会议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路径

专业法官会议在提高法官办案能力、降低职业风险、统一裁判尺度、总结审判经验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运行机制尚未成熟、形式化倾向严重、行政色彩较浓,加之一些法院领导和办案法官对其必要性认识不足、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尚不完善,我国现行专业法官会议一直没有发挥出司法改革顶层设计所期待的作用。为了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理念,保障裁判结论的专业性、科学性,可以通过提升专业法官会议的法律地位、准确把握专业法官会议的定位和目标、在专业法官会议中贯彻意见交换和辩论原则、明确专业法官会议个案讨论范围、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保障会议科学规范等措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