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梅斯特议法国大革命之比较

本文在前人对传统保守主义两大代表人物柏克和梅斯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两者论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作的解读,从柏克与梅斯特的宗教信仰入手,比较两人由批判法国大革命而生发的政治思想,以对早期保守主义做一管窥。     

论柏克的保守主义与法国大革命

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对英国宪法、政治改革尤其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上。他极为捍卫宪法,表现出了保守主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政治变革的极度敏感,对法国革命的完全否定却反映了这种保守主义的局限和政治反动。     

柏克与梁启超:革命年代的智者

政治革命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专制政体向现代的民主宪政体制转型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柏克与梁启超分别是西方与中国在其所处革命年代杰出的思想家,面对前所未有的现代革命风潮,两位思想家既不是革命的狂热崇拜者,亦非顽固不化的守旧之徒。他们认同革命的目标——民主自由等理念,但对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持审慎的态度;他们看到政治传统中不合时宜的专制因素,但也珍惜传统中的现代资源并认真思考传统与现代割不断的内在关联。当革命的尘埃渐渐落定,两位革命年代的智者所显示的过人的政治智慧愈发令人深省。     

康有为论法国大革命之浅析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者和政治实践家,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对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认知既受限于时代,但也反映了其独特的应对变局之方式;同时,康有为已经颇具比较政治的视野;其对政治的改良观念其实与其对民权自由与革命之关系的认知有关;他对大革命的关注和思考客观上为时人之精神革命化作出了贡献。最后,思想者政治价值立场的歧异以及所处的智识氛围决定了他对大革命的态度,但无论何种面向,均可服务于对中国现状的清醒认知。     

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

埃德蒙·柏克常被称为"现代保守主义之父",这种广为流行的观点忽略了柏克早年所受法学教育对其思想的影响。柏克并不像很多教科书中所说,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如果要给柏克重新定位,更恰当的评价是,他在观察和评论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时,充分运用了自己在早年所受教育中打下坚实基础的普通法知识,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历史观,使保守主义在此后的政治话语中成为了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意识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这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只有基于这一普通法的历史背景,才能对柏克思想在现代保守主义这一复杂谱系中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别。     

论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新文化艺术

法国大革命破除了钳制文化艺术创作的旧文化体制,给了作家和艺术家以自由,也促使文化艺术由宫廷走向民间,不仅博得了比以往远为广泛的欣赏和支持,也使艺术家从民众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从而,使法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大革命不是文化的一场灾难,而是法兰西新文化的福音。     

晚清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叙事及其思想意涵

法国大革命曾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回到历史现场,法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革命面貌,19世纪前半期它是法国历代君王统治轮替间的普通民变,19世纪后半期则被附着具有变革政体的民主意涵。1899年后它逐渐展现出作为革命事件的意象,并被认定是求权而非诛暴的新型革命。1906年康有为刊发《法国革命史论》,以汤武革命为母题将其重塑,强调它只是发生在法国的汤武故事,属于中国古代革命的诛暴而非求权范畴。在法国大革命是诛暴还是求权革命的争论背后,是革命合法性观念于清末最后十年左右的转型：诛暴不再是革命师出有名的必备前提,求权也是发动正当革命的充分条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美好政治意象的贤君和仁政,无法再真正有效消弭革命声音,清廷失去了原先可收摄人心的护身符。这种革命合法性观念的变动,是理解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重要维度。     

康德、 尼采与法国大革命

通对康德、 尼采关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观点进行比较研究,从历史、 道德和批判视角对法国大革命作用问题加以探讨.康德论证的主要困难与他对公民起义权的怀疑态度和称赞法国大革命成果之间臆想的矛盾无关,而与他批判的主要任务与界限相联系;相反,尼采批判的视角明显扩大,但回避康德论证中一个关键的法律层面,否认存在自然和平等权利.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前期各个不同的阶级之间专制时代的封建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分裂,从而各个阶级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导致革命的发生和俞演俞烈。     

法国旺代农民叛乱起源研究综述

旺代农民叛乱是法国革命史中最为重要的"反革命"历史事件.两百多年来,欧美学界对叛乱的起因从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简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内各主要学术流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和观点,分别展现了共和派、革命反对派、社会经济史学派和新史学在该领域中的发展脉络.对叛乱起因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法国革命的历史价值.     

王权专制下的财政危机与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起因的又一种解读

法国大革命起因是学界研究恒久弥新的课题,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解读.但这些研究,多聚焦在改革路径、阶级压迫、既得利益集团、文人议政等方面,而法国专制君权,这个真正的“元根源”则多被忽视,有的研究似乎认为其还值得同情.本研究认为,法国大革命真正的“元根源”是专制君权,演化路径则是专制君权导致的财政危机最终演化为社会总体危机,导致法国大革命.     

浅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家恐怖主义

以“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何谓国家恐怖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成为恐怖主义的实施主体，国家政权与恐怖主义活动的结合。提到国家恐怖主义，我们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实行的“红色恐怖”。文章不囿于对国家恐怖主义概念的深入分析，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产生、措施、特点、失败原因及评价。     

法国1789年大革命起止时间新见

本文与传统观点不同,认为1789年6月17日国民议会宣布成立,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而法国大革命止于何时,则应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狭义上讲,1789年8月26日《人权宣言》的通过标志着这次革命的结束;从广义上来说,1830年7月革命则结束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大革命并未提出“博爱”口号

本文通过对法国大革命所提出fraternity口号的词源词义分析、该口号成为法国大革命旗帜性口号的历史过程以及西方法国大革命研究者对该口号的困惑不解,与中国儒家思想中博爱思想的起源形成与历史演变过程、博爱思想对历史学和佛经翻译的影响以及晚清民国对法国大革命fraternity口号的超越改造相比较,说明博爱并不是法国大革命fraternity口号的正确翻译用语,因此法国大革命并未提出博爱口号。     

保守主义探源:对象、实质与启示

保守主义是西方一种重要的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潮,然而,学术界对于保守主义以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含糊甚至误解之处。从源头上认识保守主义,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保守主义的内涵,理解保守主义与其他思潮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鉴于埃德蒙·柏克作为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开山鼻祖的特殊地位,探源保守主义必须理解柏克保守主义的内涵与实质。保守主义是反保守的,它坚持的是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实质是自由主义,两者共同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     

法国大革命时期全民公决的实践及其意义

现代全民公决制度肇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研究这一时期全民公决的实践活动对于我们系统探讨全民公决制度是大有裨益的。尽管由于公民参与率低下、信息的匮乏及没有采取秘密投票方式等原因使法国大革命时期全民公决的意义大打折扣,但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却使全民公决制度在法国获得了合法性,从而为这一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法国式道路

近代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的演进形式,由于世界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革命的法国范式"是欧洲中世纪比较典型的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道路,这种建立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农资本主义经济缺乏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退出机制,不仅"剪断了法国农村资本主义的翅膀",而且严重地阻碍和拖延了法国从传统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的历史进程.当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家族化、商业化、资本化、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公司化、社会化、合作化及农民职业化交织在一起,既保持了欧洲大陆地区农业生产的传统特点,又顺应了当今世界农业国际化、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集权式断裂: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起源

法国大革命是由财政危机、社会冲突引发的,但是如果追根溯源,路易家族追求的国家集权,才是导致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国家集权消解了贵族和僧侣阶层的权力,将他们变成了只想保住免税特权的寄生阶层,使得贵族、僧侣与农民之间不再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社会成为散沙;国家集权吞噬了司法系统,使之沦为长官意志的附庸,不但堵塞了依法化解社会冲突的可能渠道,而且让百姓失去了司法信仰,不再尊重法律和程序;国家集权剥夺了知识分子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使其思想变得极度纯真和理想,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合法外衣。更重要的是,路易王朝在破坏传统社会组织的同时,却无力承担现代国家所应履行的公共责任。这样的国家必不可免地会激发民众暴烈甚至盲目的反抗。     

18世纪法国女权运动的归宿

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而爆发的女权运动是法国大革命一笔亮色。但由于传统、家庭的影响 ,思想武器的局限性 ,女权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法国大革命中的恶——论近代历史上自由与民主的对话如何走决裂

民主制度也不确保自由的实现,民主只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手段。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失误在于,把手段当作了终极的目的,以至于多数人的暴政出现了。形式上的民主不意味着是一种“善”。国家的宪政建设仅仅诉诸民主工具主义的逻辑而缺乏对民主终极价值的关怀,民主和自由的分离便将导致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