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美在形式美中呈现－－从文体学角度剖析佛罗斯特的诗《雪夜林中驻脚》

诗的美与文体的美是相互依存的，从文体学的角度对佛罗斯特的诗《雪夜林中驻脚》进行剖析，通过解读此诗的文体形式，来品尝诗的艺术之美，内容之美，使诗的内涵得以充分的呈现，深层地揭示诗人所表达的复杂的情感，从而使诗者意识到诗意的美与诗的文体形式美是相得益彰的。     

当代审美视阈下歌曲《人世间》的艺术之美

为进一步推进当下音乐艺术之美,以歌曲《人世间》为例,从审美角度出发,分析了歌曲《人世间》的情感之美、歌词之美、旋律之美以及歌者的声音之美,并指出与传统民族唱法的异同。在阐释艺术作品的同时,进一步说明了《人世间》从词曲到演唱,从旋律至内容,从基本情感到精神价值体现出的当代人对美的定义和追求。进言之,还原出歌曲《人世间》表达真实生活的一面,以美妙的音乐为传播载体,将真实生活中的画面浮现观众眼前,并以此照射出歌曲与同名影视剧《人世间》故事的交织交融,从而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美德,烘托出极具现代艺术之美的《人世间》。     

闻一多先生《死水》赏析

《死水》是闻一多先生写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完美结合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以一种别样的形式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坚决地贯彻了诗人"三美论"的艺术主张.正是这首诗,让读者同时看到了诗人的伟大灵魂和他对艺术的独特追求.     

断章取义 美刺言诗——《毛诗序》批评方法探析

断章取义、美刺言诗是汉代评《诗》的基本方法.所谓断章取义,原本是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在政治外交场合用《诗》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将这一方法引于文学批评,以孔子取“思无邪”对《诗》进行的总体性评价最为典型.汉儒说诗则是对这一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美刺言诗,则是指汉儒接受了《诗》中出现的美刺端倪及《荀子》、《乐记》中形成的美刺观点,并以此作为一种原则和方法运用于对《诗》的批评之中.大量的史料证明,汉儒传诗的毛、齐、鲁、韩四家之间虽有古文今文经学之争,但在运用断章取义、美刺言诗的方法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今之所存的《毛诗序》界定“风”是“下以风刺上”,“颂”是“美盛德之形容”,“雅”是“言王政之所废兴”.既认为“风”为讽谏诗,“颂”为颂美诗,而“雅”的颂美和讽谏与否,则据王政的废兴而定,便是以这一方法来评价《诗》的.与此同时,汉人在自己的著作文章及日常言论中大量地引用《诗》的语句来表达自己对各种社会、政治、伦     

超越之奇与超验之美——《三国演义》艺术论之一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不是“虚实”所能指陈，实乃作者主观意识对历史存在的主体超越，即作家伟大人格和美好心灵的投射与熔铸。而且达到一定主体超越的小说艺术作品，都表现出一种超验之美，具有新奇与非经验所能认知的美学特征。如《三国演义》之距离美、模糊美、神秘美、传奇美等等，都属于“超验”之范畴。正由于这些艺术成就，使《三国演义》超出了其他历史演义之作，久传而不衰。     

论《周易》的阳刚之美

《周易》思想和其揭示的道理 ,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在通过卦、爻、彖、象揭示道理的同时也奠定了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内涵。在古代美学的审美范畴中 ,有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中和之美等等 ,无一不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找到各自的根本。《乾》卦之阳刚 ,无论从自身卦、爻、彖、象 ,还是从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美学中都能找出由它衍发出的阳刚之美的例证。研究阳刚之美 ,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它不仅对文学艺术和美学有作用 ,更对人的言行、情志和道德情操有作用 ,对社会乃至国家都是有益的 ,《大象》“乾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几千年来都作为炎黄子孙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 ,六爻“龙”象之龙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阳刚之美 ,实在是内容和形式、天人合一的头等大美     

论诗美

司空图论诗味,说它在“咸酸之外”(《与李生论诗书》》)严羽论诗趣,把它喻为“无迹可求”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沧浪诗话》)他们笔下的诗美,头上都罩着神秘的光环。不过,要指出什么是非诗美的,似乎较为容易;要正面说清楚什么是诗美,的确是一大难事。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

从大观的此岸和大荒的彼岸之对话及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审视 ,体悟《红楼梦》的超验之美和人生之谜。并试图探索艺术意象对造就《红楼梦》艺术至境的作用。     

“美”眼看“译诗”——解读许渊冲的英译诗《声声慢》

以许渊冲的英译诗《声声慢》为研究对象,对该英译诗所体现的“三美原则”和“化之”之艺术进行探析。认为这首英译诗充分发挥了译语的优势,将原语婉约含蓄的美升华为译语直白而准确的美,将原语静态实物描写的美升华为译语动态、通感的美,同时具有语音音律关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赏析英译诗也需要审美的眼睛,以矫正对诗词翻译的偏见。     

生命之春在艺术 艺术之美在永恒──叶芝《驶向拜占廷》与济慈《希腊古瓮颂》主题之比较

论文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伟大代表叶芝的代表作《驶向拜占廷》与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伟大颂诗《希腊古瓮颂》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比较，认为，《驶向拜占廷》描写了“生命之春在艺术”的主题，《希腊古瓮颂》唱出了“艺术之美在永恒”的基调。两首诗所揭示的“生命──艺术”的不同主题在“永恒”中得到统一。这是两位诗人从悟解人生命运的角度所作出的对生之极致──死亡的赞美，也是两位诗人追求人生的自我完善之表现，是他们从诗人的思考方式出发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范例。     

波特作品中的隐喻思维

作为美国著名的文体学家，波特在创作中尝试各种写作技巧。她巧妙地将隐喻思维融入文本创作，无论作品的标题、主题意义还是文体模式中都体现了波特的隐喻性思维。波特将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语篇策略来构件文本，从而使她的作品内涵深刻，文体特征出色。     

试论法拉奇的"记者主体意识"及启示

在众多的新闻从业人员中 ,当代的“世界第一女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她对传统的客观报道和写作方式进行了大胆革新和成功实践 ,形成其独特的“法拉奇风格”———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凸现了“记者主体意识”。这对于我国如何改革显得相对单调和沉闷的新闻报道和写作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小皮匠的突围——对王安忆新作《骄傲的皮匠》的阐释

在社会与文化结构转型期，王安忆曾用系列作品营造出非宏大叙事背景下上海的民间生活与价值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在作家追求精神向度，实现创作理想的过程中却产生了疑问与危机。王安忆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努力从乡土与城市二元叙事的空间中突围，并最终在新作《骄傲的皮匠》中，以对来自乡土的小皮匠在上海城市生活中日常体验的书写，达成本真的生活与伦理法则与城市现代性进程的谐调。     

无止找寻的精神皈依--李碧华:从《胭脂扣》到《烟花三月》

香港作家李碧华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禅宗意味,尤其是有关"寻找"的理念,15年来,渗透在她的每一部作品中.寻找,找的是永恒的精神皈依;找的是灵魂的虚静之境;找的是心灵的彻底解脱.寻找,象征着她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无止找寻的创作轨迹.     

成长体验的女性言说——从《乌鸦之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看池莉性别创作立场的位移

在当代文学中 ,池莉惯以“非女性化”写作而著称 ,但她的两篇近作《乌鸦之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却显示着作者向“女性写作”的转变。文章从这两篇小说的女性叙述立场、女性成长的叙述话语和作品的审美风格等方面阐述女作家性别创作立场的位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

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马金莲小说的悲悯情怀

马金莲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她用文字书写苦难生活,记录历史沧桑遗留下来的种种关于苦难的记忆。马金莲不刻意回避苦难,在冷静的书写中走近苦难,展示了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对希望的坚守和对死亡的思考。马金莲在同情与体恤中挖掘人们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生活信念,表达了对故乡西海固的热爱,以及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悲悯情怀,体现了作家的赤子之情。     

伍尔芙《镜中女人——一个影像》结尾的合理性

伍尔芙在创作中致力于讲述生活,推崇一种全新的阅读策略,并创立了情景再现的模式。她在讲故事的必要性和限制性之间探索小说的张力,试图探索思维的轨迹。伍尔芙在小说创作中对于主题、生活和美学意识的定位,使其结尾合理化。     

“微物”的“神”性——论阿兰达蒂·罗伊视野中的贱民形象

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写作聚焦于"权力"二字,但权势重压之处也必有反对强权的力量萌发。这种力量在《微物之神》中表现为:即便是"微物"也有其"神"性。展现了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人格魅力发展自己,展示力量。强调了印度底层民众寻求发展、自由和平等地位的主动性和必然性,反映了作者对整个印度社会发展的期待。     

文学研究自我审视与人性拷问——以萧红为例兼谈女性与文学创造力问题

长期以来,提及萧红,人们往往谈论的是她传奇的生活经历,或是“左翼女作家”的身份,对她的作品与才华反而鲜有涉及。直至20世纪80年代《萧红评传》的出版,才真正揭开了全面研究萧红的“扉页”。萧红在其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既超越了时代写作的局限,又突破了女性写作的藩篱。在女性自我与人类的平衡木上,她成功地找到了表达自身体验与抒写人性的契合点,在自我审视中贯穿着对人性的思索与拷问,在深刻洞察中又浸润着个人情感,既立足于自身又站在更广泛的“人”的层面上,保持着心灵的自由与敏锐的文学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