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功绩如丘山,声名传后世。这是法家人物王充、桑弘羊对商鞅变法为秦朝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功绩的赞美。商鞅(又叫公孙鞅、卫鞅)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坚持革新,反对复辟,为开创新兴地主阶级的事业,与奴隶主贵族反动势力和孔孟之道拼斗了一生。下面讲的是商鞅变法的故事。     

谈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我国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时代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本身,就是一座法家的胜利纪念碑。正因为如此,在儒法斗争的历史上,商鞅变法成了儒家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历代的孔孟之徒花了大量笔墨来诬蔑它、中伤它。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对它进行恶毒的咒骂。今天,是彻底清除尊儒反法的历史垃圾、恢复商鞅变法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论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往学者对这件事只注意它历史功绩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偏差失误的一面。这是不全面的。本文在肯定它历史功绩的同时，着重讨论了它偏差失误的一面。指出变法中的“压抑工商”、“弃绝文化”、“倡导君主独裁”三大错误及其严重后果、认为这些是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破坏了文化发展的大好形势，选错了政治体制的方向。由此成为导致秦朝速亡的原因之一，并为后世君主独裁埋下了祸根。总之，对商鞅变法，既要看到它正确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差误的一面，既要肯定它的巨大功绩，也要指出它的恶劣影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商鞅变法得失新析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一次封建化改革活动。这次变法既有值得后来改革者认真总结和借鉴的一系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不少极为沉重的历史教训。     

商鞅变法的历史经验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他在秦孝公时代实行的变法运动,是一次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革命。这次变法的成功,成为秦国由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秦行商君法而富强”,经过商鞅变法,原来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秦国,迅速繁荣强盛起来,一跃而成战国七强的元雄。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变法(评书)

词曰,滚滚大江东去, 千秋功罪谁评? 评法批儒起雄军, 马列光辉指引。 历史人民创造, 商鞅变法强秦, 儒家邪说要澄清, 述古为今革命。 前面一阙《西江月》,引出一段故事来: 话说战国中期,我国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兼军事家。此人复姓公孙,名鞅,卫国人,后来由于辅佐秦孝公变法有功,被封为商君,所以人们都叫他商鞅。     

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序当春秋战国的历史帷幕刚刚拉开的时候,出现在舞台上的秦,还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小诸侯国。但是,到战国后期,秦国竟成为当时最富强、最先进的封建割据大国之一。经过战争,秦国终于消灭了其它割据政权,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秦国之所以能由弱变强,以至最后统一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的商鞅变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当时进行变法的,不仅是秦一国,三晋、齐、燕等国也都先后地进行过类似的封建改革,在这些改革中,有比秦开始早的,如魏、楚等国;有比秦略     

吴起与商鞅变法的历史启示

楚国吴起与秦国商鞅,都是卫国人,他们在青年时代分别从事兵学、“刑名之学”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当时周王室进一步衰微,随着诸侯王争霸的历史潮流,吴起服务于楚,官至令尹;商鞅出力于秦,升为大良造。虽然吴起在楚推行变法在先,商鞅在秦主持变法在后,但都是处在战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大变革时期,他们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和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当他们的革新支持者楚悼王、秦孝公薨后,旧贵族势力反扑,吴起被旧贵族乱箭射死,商鞅车裂身亡。他们的遭遇看来是相同的,但他们所从事的变法事业并不完全一样。楚国的变革,随吴起之死而夭折,人亡政废,从此衰败下去,     

商鞅变法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关于为田开阡陌的记载和解释历来均不一致。《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语云;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史记·秦本纪》云:“(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汉书·食货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     

商鞅变法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秦孝公六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初步实行了变法。秦孝公七年,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重农抑商,奖励垦荒发展地主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耕战,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推广“连坐法”,统一度量衡。商鞅之法“行     

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普遍土地国有制——对《秦商鞅变法后田制问题商榷》的商榷

杨作龙同志《秦商鞅变法后田制问题商榷》(简称《商榷》)一文,对拙作《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简称《制度》)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读后颇有收益。然而唯觉其全部论据、论证与结论皆误,故于1989年4月即作《对<秦商鞅变法后田制问题商榷>的商榷》四万余言以答驳之。拙文寄《中国史研究》,幸得编辑部应允为刊布之。然因版面所限,不能尽意刊出,无奈析为二篇,一篇载于《中国史研究》,一     

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

商鞅变法的本质在于建立一种与“封建”贵族政制完全不同的、以军功和法制为核心的新型平民政治体制模式:王的权威至高无上;王以下的全体国民则在等级差序的设计中,给予平等的升赏机会和同样的惩罚手段；建功立业不再是“肉食者谋之”,一介平民可跻身为将相,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社会政治模式的重大变革.这一模式的形成,并通过秦帝国的统一推向全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格局.     

商鞅变法是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的专政——兼驳苏修对商鞅的攻击

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8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革命——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正是战国中期,如果从春秋后期,中国社会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是这个历史转折的晚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经历了几百年的漫长而又激烈的过程之后,封建制已经在各诸侯国取得了胜利,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强大,而且也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是这些诸侯国内封建势力对奴隶主阶级的一次巨大     

秦亡观阐微--对商鞅变法的再探讨

秦朝存在时间短暂,但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却占有重要地位.有关秦朝速亡原因的研究成果颇多,文章从商鞅变法的负面效应入手,对秦亡原因作一新的诠释.     

商鞅与梭伦法制思想之比较

商鞅和梭伦是中西法制思想史上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商鞅之法以君王为核心,其目的是维护以君主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梭伦之法则以雅典公民集体为核心,旨在维护公民集体的团结。但二者在对法制的重要性、法与时代、民情的关系以及公布成文法等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因为他们在改革时面临的政治、法律传统不同,导致了在政治上的地位、改革所依靠的力量上的差异,并由此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法制思想。由于他们对时代的要求以及对所处时代形势的接近,所以二者的思想在法制原则上又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温公与荆公变法思想之比较

温公司马光(1019——1086)和荆公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中期两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温公主修《资治通鉴》,文字流畅,叙事生动,它是一部编年史通史体佳作,故又是一位史学家和文学家,荆公对经学造诣很深,撰《三经(《诗》、《书》、《周礼》)新义》等书,所著诗文,雄健峭拔,别具一格,故又是一位经学家和古文学家,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俩的学问,博大精深,政治思想,各具特色,在中国历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     

清末变法的选择问题之探究

清末修律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华法系的崩溃和大陆法系在中国的开始确立.并且还决定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基本格局,此后的民国、包括新中国的法制化进城基本上都是沿着这种路线的.文章旨在重新考察清末修律的各种历史事实,对清末修律之所以选择大陆法系而不是英美法系的原因作出分析和诠释.     

翻案复辟从来不得人心——历代儒法两家在商鞅变法问题上的论争

商鞅变法是我国古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历史上曾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两千年来儒法两家在复辟倒退与反复辟倒退的斗争中,往往围绕商鞅变法这个问题,进行着翻案与反翻案的争论;而历史总是不断地否定了儒家的反动谬论.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翻案复辟从来不得人心!(一)商鞅在秦进行变法的政治活动只有一、二十年的时间,而对于商鞅变法的论争却延续了一、二千年之久.商鞅变法破坏了腐朽的奴隶制,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限制了奴隶主的反动特权,促使新兴的封建制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当时的一小撮奴隶主复辟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失     

商鞅与色诺芬农业和战争思想之比较

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中国和希腊,曾出现过一种令人瞩目的政治、经济理论,这就是由商鞅与色诺芬二人提出的重农抑商和农战并举的理论。诚然,农业被摆在古代社会经济之首位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它是奴隶制经济的物质基础,奴隶主剩余产品的剥削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但重农何必定要抑商,农与战这矛盾着的双方又有何理由得以并举呢?该理论提出之目的何在,效果又怎样呢?况且,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人又是如何得出这般类似且力排众议的理论的呢?正是这种种疑问促成了本文撰写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