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经理层股权激励的决定因素研究

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2005—2008年713家上市公司连续4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二值响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上市公司推行经理层股权激励安排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程度越高的企业,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企业比之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企业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的可能性越大;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成长性越高的企业,实行经理层股权激励的可能性越大。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分析

文章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背景,选择2007～2010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揭示股权激励实施后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股权激励的实施缓解了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业绩,股权激励实施后的公司业绩要好于实施前;第二,决定股权激励效果好坏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股权激励强度之外,还包括企业性质和资本结构;第三,不考虑其它影响因素,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效果要好于非国有企业;第四,资产负债率低的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将有利于减轻代理成本.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基于模糊聚类分析的股权制衡与企业价值研究

文章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视角,运用模糊聚类分析将样本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三类。再使用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事件研究法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研究

文章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作用机理为指导,以2013年中小企业板中采用股权激励计划的5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事件研究法探讨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显示:短期内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无明显影响;但长期内对公司绩效有激励作用,而且股权激励强度越大,激励效果越明显.     

股权性质、非效率投资与债务融资约束行为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从不同股权性质下债务结构的约束作用分析出发,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连续8年数据为样本,对不同股权性质下各种类别的债务结构划分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总的来看债权融资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约束性强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来看,不同融资性质以及长短期限结构的债权融资都能够对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约束,且能够导致其投资不足;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种限制的作用相对微弱,使得国有企业不受约束,更容易出现非效率投资的问题。     

内部治理、外部环境与股权激励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05～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数据,使用Logistic离散因变量模型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股权激励行为和激励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行为与激励水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2)股权激励行为与高管年度薪酬和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和经营风险显著负相关,与其他因素不相关;(3)股权激励水平与经营风险和公司成长性显著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与其他因素不相关。     

基于文化视角的股权制衡与家族企业价值分析

文章从我国传统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出发，分析认为股权制衡总体上对家族企业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正面作用，但当企业处于良好的发展环境时，股东间利益冲突开始增加，家族股东实施利益侵占的可能性大增，股权制衡的重要性凸显，此时有效的制衡更能提升企业价值。     

股权激励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对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引致的财务绩效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比股权激励实施前后两年的变化比较,发现股权激励刺激了公司利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在实施股权激励当年达到顶峰,此后逐年下降。与可比公司的比较可以发现以下现象:实施股价激励的公司在盈利指标增长性指标均优于可比上市公司,财务的稳健性也要好于可比公司。回归分析表明,股权激励后财务绩效的增长与终极控制权、股权偏离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管理者与控股股东的利益趋向一致。     

国企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双重任务的偏好分析——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揭示不同职能背景主导下的高管团队对于企业双重任务的选择偏好,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混合程度对于高管团队与企业任务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生产技术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与经济绩效正相关、与社会责任负相关;管理服务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与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均正相关;股权混合度会显著加强生产技术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企业任务的作用,而削弱管理服务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且此调节效应在商业竞争类国企中存在、在特殊功能类国企中不存在。该结论揭示了异质股东委托下的股权混合度、高管团队及企业双重任务三方综合影响机理。     

管理层股权激励、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研发支出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管理层股权激励会强化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利于股东和管理层目标趋向一致,降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促使管理层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最终提高企业绩效.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8年-2010年的中小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研究股权结构和高管持股的特征,并按大股东的控股地位将样本分为三类,分析在不同情况下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高管持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评价

文章基于2007-2012年沪深两市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并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全面控制前期文献提及的诸多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后,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文章实证结果显示,在系统控制企业规模、资产结构、资产周转率、最终控制人属性、两职合一、资产负债比率、流动性比率、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时间效应、行业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影响后,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影响.     

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博弈分析

文章建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股权激励的影响,认为股权激励只有真正激励经理人员努力工作,减少其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时,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反之,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股权结构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将股权结构分为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检验其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可以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而股权集中则会弱化这一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无环保投入及规模较大类型的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以及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均表现得更为显著。     

股权结构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8-2013年财务报表中披露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的且上市时间在2008之后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公益性捐赠之间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私营企业股权的过度集中对企业的公益性捐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中则表现为微弱的促进作用.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同样具有所有权性质的差异性,在私营企业中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影响效应则不确定.另外,股权制衡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的股权过度集中来弱化股权集中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降低效应.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

现代优序融资理论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验证,而在我国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文章利用Logit模型,通过对深市2006年57家A股上市公司增发股票的实证研究,得出企业增发股票的影响因素。即:企业的资本结构、盈利能力、增长能力均影响着其是否增发股票,从而实现股权融资.并做出合理的解释。     

股权激励制度福利化的综合评价与实证检验

在我国股权激励制度正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关于股权激励方案福利化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为了探求股权激励方案福利化倾向的原因,文章利用2006--2013年的数据,通过建立股权激励制度福利化的综合评价指标,运用有序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大股东掏空水平与企业在选择股权激励制度时的偏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掏空水平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偏福利型的股权激励方案.     

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筹措问题的两种不同解决方法,即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比较,分析了目前在成熟市场国家的现状,并且通过有关学者的实证分析以及对两种方法在成本方面的比较,在促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来看,在我国,尤其在江苏,可以尝试大力发展债权融资。     

论债权转股权的缘由及途径

本文通过分析企业高负债的成因及影响 ,论述债权转股权的意义及不足 ,探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出路     

金融冲击、股权结构与企业并购行为——基于GARCH模型视域

为探究金融冲击和股权结构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机制,以2006—2017年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GARCH模型视域对金融冲击、股权结构与企业并购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股市冲击、货币冲击及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货币冲击对非国有企业并购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国有企业无显著性影响,汇率冲击对高负债水平并购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负债水平下无显著影响;股权结构在金融冲击对企业并购影响过程中扮演部分中介传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