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学杜及“诚斋体”的宗唐倾向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受到杜诗的影响,他较多地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作诗以杜诗为韵,还学习了杜诗的一些句法。但杨万里学杜成就并不高。杨万里的"诚斋体"有着轻巧灵快的写作方式和机智活泼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宗唐倾向,他同其后的永嘉四灵等一道,代表了南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向唐诗的复归。     

“诚斋体”在南宋的接受及其影响

"诚斋体"在南宋受到普遍肯定,与它在元明清朝受到的冷落和恶评形成极大反差。南宋诗人的创作直接受"诚斋体"影响的并不多,对"诚斋体"艺术特质的理解程度也深浅不一,但是在江西派诗风的长期笼罩之下,人们期待创新,故对"诚斋体"的新变持开放态度;杨万里的观念和创作对南宋诗歌的发展趋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诚斋体"在南宋的接受及其影响折射出南宋诗歌观念、审美标准的嬗替与期待视野的更新。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理学家。他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活泼自然、饶有谐趣”的诚斋体。诚斋体自然而然的受到了理学的影响,是杨万里诗学与理学的完美契合。诚斋体的形成与理学中所提倡的“活处观理”“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有密切地联系。     

“格物致知”和“诚斋体”——理学、禅学对杨万里文学思想的影响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更加注重将“格物致知”中所蕴涵的诗性观念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此外,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与禅宗的参悟精神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于杨万里的创作思想,这就使得他既固守理学精神的根基,又以禅宗的参悟精神去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从而把宋代特有的文化品格与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规律融合在一起,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并最终形成了“诚斋体”重机趣、主活法、重幽默的诗学风貌。     

师法自然的自由创作——对“诚斋体”之“自然”特质的深层阐析

以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着力表现人文意象和主观世界,改变了唐诗的审美范式.南宋杨万里则把诗笔重新转向自然,并重视在创作中保持和表现性灵本真;他摒弃写作成法、惯用语言及传统意象固有内涵,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对自然的直接印象,描画和传递各种未经人道、难以言传的新鲜情景与趣味.“诚斋体”打破成法的自由创作精神引领了南宋中后期的诗歌新变潮流     

诗歌审美范畴的全新开拓——论“诚斋体”主于“趣”

从宋代至明清,“趣”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斋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典型唐音、宋调的鲜明艺术特征,根源正在于杨万里的诗歌在情、理之外,全力开拓和表现新的审美范畴——“趣”。也因此杨万里特别重视触景得趣的“兴”诗法。“诚斋体”美在机趣,诗歌便相应具有笔法曲折、思致新奇的表现特征;不过以“趣”为诗歌审美核心也给“诚斋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     

论诚斋诗的童真童趣及诚斋人格

杨万里的诚斋诗塑造了大量的儿童形象,以描写他们游戏、劳动、学习,以及他们的忧愁、烦恼为主要内容。诚斋诗充满了丰富奇特的的艺术想象,采用儿童的"我向思维",善于在具体细微的意象中以小见大,结构上纵横变化,采用活泼流畅的口语、俗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成就。诚斋体的伟大成就体现了诗人博大高尚的人格,体现了诗品与人品的统一。     

杨万里诗：“诚斋体”的诚斋气象

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是宋诗转化的重要枢纽之一,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独特的艺术精神可概括为“诚斋气象”,其具体特质大致有三:一是转益多师,继承之中有创新。正是这种创新的精神与勇气才使得杨氏先后汲取了江西、半山、晚唐诗的合理精神,因而在后来方自出机杼,师法自然,创立了活泼轻巧、妙趣横生的“诚斋体”;二是其“活法”精神之下的奇异美质。具体表现在题材上以“新”求奇异、手法上以“快”求奇异以及结构上以“曲”求奇异等三个方面。三是鲜活的“理趣”。杨氏通过多样化的修辞手段与通俗平易、化俗为雅的语言实现了这一审美理想。     

《诚斋集》勘误三题

杨万里《诚斋集》133卷,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亦即杨万里去世两年后,由其长子杨长疆编定.笔者近来编写《杨万里年谱》,在检阅《诚斋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人名讹误、文本重出、编排混舛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因"其集卷帙繁重,久无刻版,故传写往往讹脱",而且其中有些问题在长孺编定时就已经存在.     

诗似离骚与国风--论杨万里诗歌的风骚精神

对于杨万里诗歌的思想内容,诗评家们多认为其“琐屑”“浅俗”,但不可忽视的是杨万里主盟南宋文坛,其诗歌中的风诗传统、屈骚情怀表现得亦较为明显。杨诗的“风骚”精神突出表现为与民同命的思想内涵和收复失地的报国之志。杨诗不仅在思想上承继了“风骚”精神,而且在艺术手法的采用上也很贴近。杨诗语言承袭了《国风》的平淡自然风格,抒发感情真挚,同时譬喻运用丰富,尤其是讽喻,批判有力。     

日本诗话视阈中的杨万里

日本诗话对杨万里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其诗艺及诗学思想,对杨万里"清新""尖巧"诗风有清晰的体认,在褒扬杨诗之妙的同时,对其诗风轻率之弊亦有探讨,对其"浅切俚俗"之诗风、"触物感兴"等诗学思想也有双重考量。从日本汉诗话中对杨万里诗艺的讨论,对其诗的释读、摘引与品评,对其诗论的广泛征引、评论以及对其诗歌的推崇及拟写,均可窥见日本汉诗界对杨万里的受容状况及杨万里在日本汉诗界的地位。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经典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以清代对杨万里诗歌的接受为中心

伴随着宋诗逐步确立为与唐诗并列的诗歌经典范型的过程,宋代诗人杨万里方得以进入清人的批评视野。随着清朝不同时期诗歌观念与阐释范式的流变,持不同立场的批评者或给“诚斋体”诗贴上宋诗糟粕的标签,或推重其为性灵诗、白话诗的经典。正是在以唐音宋调为标准范式的古典诗歌审美标准凝定以后,“诚斋体”的特质及其创变性得以凸显。     

易学视野中的诗学建构——论易学思想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影响

杨万里不仅是南宋中兴时期的诗坛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位理学家,对易学颇有造诣,著并有《庸言》、《心学论》、《诚斋易传》等哲学著作,其审美·心态与诗学观念深受易学思想的影响。杨万里将易学中的通变观念、安平乐道、修辞立诚等核心思想引入到诗歌创作理念中,从而将哲学与诗学在思维、审美、情感领域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文学与理学互动发展的演进历程。     

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大突破——论“诚斋体”的变雅为俗

＂俗＂是＂诚斋体＂审美特质构成的重要因素。＂诚斋体＂诗歌语言白俗,因为杨万里大量使用白话口语入诗,并且接受民歌句法影响;诗歌题材常俗,以日常情景为主,显示出对重大庄严题材的回避倾向;诗歌情趣谐俗,不同于诗歌传统的典重高雅。＂诚斋体＂的大＂俗＂之美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故始终难于定论。     

《诚斋易传》的历史与意义的世界--杨万里易学思想研究

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是义理派史事宗非常重要并独具特点的著作.此书思想与程颐的《伊川易传》相一致,并注重人事,引史传印证《周易》,将《周易》一书的本质概括为通变,并确立以心为主体的本体论,引史证经只不过是达此目的手段而已,是对意义世界的展示,杨万里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认为"易之道,天理而已",认为这个理想的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中正"原则,其根源是天理,由此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     

试论杨万里的创新意识

杨万里的诗经历过漫长的学习阶段,最后定型在王安石的半山体。诚斋体主要是半山体的延续和发展。至于杨万里自称无所依傍,只不过是禅宗思维方式在创新意识上的表现罢了。     

一部厚重的杨万里研究专著——评萧东海《杨万里年谱》

<正>杨万里是南宋前期的大诗人,他一生写诗两万多首,现留存下来的有四千二百余首,是中国文学史上仅次于陆游的高产优质诗人。他的诗浅近通俗,平易自然,清新活泼,生动有趣,且风格多样,被人称为"诚斋体",因而在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的人们称赞他"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1];"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2]。就这样,他被推为盟主,"执诗坛之牛耳"[3],使宋诗走上了"中兴"的道路。     

诚明不二：中庸、般若与心斋

在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蕴含有古代文化精英对人与世界进行思考的卓越文明成果。他们分别通过中庸、般若与心斋三个关键词,来表述各自在认识世界方面的独特视角和重大发现。然而从方法论角度看,他们虽然话语表达体系迥然不同,但却拥有共同的路径与宗旨：即通过“诚”与“明”的中道不二智慧,提醒人们一方面息妄归真诚实不欺,另一方面通过求知之明认清世界与人生真相,人类只有以“诚明不二”为基础发奋有为,才能共同开创文明理想愿景。     

诗意识的沉醉与孤独——诚斋诗之“诗”及“诗人”意象疏议

诚斋诗中大量出现的"诗"及"诗人"意象,充分透示着诗人诗意识的存显状态。这种状态可谓之"感心",此"感心"包含着"沉醉"与"孤独"两个方面的意蕴。通过频繁使用醉、颠、癖、催、觅句、诗债、苦吟,以及瘦、愁、苦、病、闷、穷等一系列极富暗示性的词语,诗人深入地表现了自我精神世界在"沉醉"与"孤独"之间所呈现的巨大矛盾与痛苦。此种精神状态不仅映证着诗人艰苦的诗歌创作之路,更传示出其沉重而丰厚的社会人生经验与个体生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