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宗教文化

论辽代宗教文化黄震云公元９０７年（辽太祖元年），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职务，至公元１１２５年（保大五年）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兵俘获，辽亡、辽代历时２１８年。二百多年间，契丹民族延袭了唐代三教论衡的传统，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崇尚自然力的原始宗教和汉民族的儒...     

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

辽以释废，金因儒亡。元人的总结虽然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关于佛教在辽代的发展，耶律德光的作用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刘浦江指出：“菩萨堂的建立是辽朝佛教政策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从此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开始为契丹族所接受，并渐渐在契丹社会中流行开来。”辽代的“拜山仪”即于木叶山祭天神地祗仪，为最高宗教仪式，自太宗将白衣观音像迁于木叶山庙，尊为家神后，     

辽代南宰相府探讨

辽代北面官系统设有北、南两个宰相府。这在契丹民族史和辽史中都是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拟对南宰相府的设立、职官设置及这个部门的职能做一粗浅探讨。一、南宰相府的设立在辽代北面官系统中，南宰相府是一个重要部门。《辽史·百官志》将其作为与北宰相府相对应的北面朝官机构记载下来。但是，关于这个部门何时设立，甚至其主管官南府宰相最早设置于何时也难觅其踪。“宰相”这个职官，在契丹本族的职官中是没有的。辽代北面官系统的宰相职官，应当说是契丹族在与中原封建皇朝长期交往中继承、改造传统官制的结果。《辽史》修撰者音译了许…     

辽代党争探论

辽代前期,为争夺皇位,以耶律倍为首的太子党及其绪余与以耶律德光为首的大元帅党、以述律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及其绪余先后进行了两次党争,文争武斗,互有胜负;辽代中后期,围绕皇权与后权的几次党争,主要发生在后族两房(大父房和少父房)朋党之间,以及在后党支持下的耶律乙辛权臣党与耶律氵睿太子党之间,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与其他王朝党争不同的是,辽代党争独具特色:大都发生在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的两姓皇族与后族之间;契丹民族传统的选汗制度--"世选制"影响下的皇位继承制,是诱发辽代党争的主要原因.辽代朋党之间为各自之私利,互相攻伐,不择手段,形成严重内耗,对辽代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视.     

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辽代燕云地区佛教文化探论

辽代燕云地区崇佛信教者不分民族(汉、契丹均有)、不分阶层(贵族、平民均有)、不分性别(有男也有女),呈现出普及性和大众化的趋势;广大僧俗信徒组邑社、建寺庙塔幢、刻经讲经,佛事活动呈现多样性和繁复化倾向;佛教流派以密宗为主,并吸纳其他宗派教义“有用”成分及契丹原始萨满教中与密宗教义相类部分,同时杂采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内涵呈现兼容性和地域化特征。辽代燕云地区佛教文化之所以出现繁盛景象,尽管成因错综复杂,但却有它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主要与唐及五代两次灭佛、契丹皇帝支持、社会民众需求及经济利益驱动有关。     

辽代奚族考略

辽朝是契丹人于十一、二世纪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多民族政权。在它的境内,除契丹和汉人外,还有渤海、室韦、女真、突厥、吐浑、党项、小番、沙陀、奚、霫等民族。因此,对辽朝内部各民族历史的认真研讨,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对辽代奚族社会作些初步探讨。     

论辽代后族

辽代后族是指拔里家族、乙室已家族和剌只撒古鲁家族,三族均为契丹建国前后的强盛家族。后族各家族、各支系在辽代的发展,虽在不同阶段各有盛衰起伏,但均称得上与辽王朝相始终的世家大族。后族世代与皇族互通婚姻,形成较为固定的婚姻关系。后族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均具有较多的特权,家族势力强大,是影响辽朝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     

辽代的宗教文化（续）

辽代的宗教文化（续）黄震云江代经幢与佛经雕印辽代盛行建造经幢，从现存的《全辽文》中就能找到上百篇经幢文。写这些经幢题记的有贵族，如《斡离也公主造经题记》，有王侯之妻，如《耶律仁先妻郑氏建千佛塔露盘题记》。有身份为一般的百姓和沙门，这两者占有的比例较大...     

一部系统展示契丹民族风情的文化史著──《辽代契丹习俗史》略评

契丹是公元4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公元It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请部，建立起了强大的契丹辽朝政权，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胜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公元1125年，金灭辽。此后，契丹人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有辽一代200余年，契丹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往，民族史学者对辽代契丹人习俗文化的研究多显零散，不成系统，无法反映契丹人习俗文化的全貌。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国庆先生等撰著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     

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

契丹族建国后,用本民族的名字作国号,称大契丹。公元九三八年,契丹改国号为大江。九八三年,辽又改国号为大契丹。一○六六年,契丹又改称大辽,直到一一二五年辽国灭亡。 中国历史上辽是唯一的反复更改国号的朝代。有辽一代二百一十八年(九○七——一一二五),称契丹国共一一四年,称辽国共一○四年,约各占其半。所以,南宋叶隆礼奉诏撰     

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探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辽代考古挖掘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史学界加强了对于辽代墓葬、石刻碑文墓志等文物的关注,并由此进一步窥探辽代不同时期的契丹文化,从而丰富我国史学界关于辽代民俗、社会以及民族融合等史料内容。本文基于此,着重论述辽代墓葬发展的三大时期,并就各时期墓葬所反映的契丹文化进行总结。     

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

酿酒 辽代契丹人的酿酒分官酿和私酿两种。在皇都上京城内建造的酿酒工场——麹院属官酿。麹院酿制的酒,主要供契丹皇室人员及高级官吏们饮用。民间酿酒的小作坊——酒家属私酿。主要满足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们饮用。当然,由于“酒家”的私人酿酒“风味”独特,所以,偶尔契丹皇帝也“微服”到这些“酒家”赐银“市酒”。如辽穆宗耶律璟就曾     

辽代契丹族“女教之道”的提倡者——记女“苏武式”人物萧意辛

萧意辛是辽代晚期契丹民族中颇为典型的人物。《辽史》虽然有《传》,但仅仅四百字左右,故仍然事迹不明,面貌不清。这是治辽史者长期以来没有问津她的原因之一。 其实,她的经历和主张,并非一般,在研究北方民族关系史、契丹民族文化史和伦理道德史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代表。     

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探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辽代考古挖掘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史学界加强了对于辽代墓葬、石刻碑文墓志等文物的关注,并由此进一步窥探辽代不同时期的契丹文化,从而丰富我国史学界关于辽代民俗、社会以及民族融合等史料内容.本文基于此,着重论述辽代墓葬发展的三大时期,并就各时期墓葬所反映的契丹文化进行总结.     

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

对辽代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祭祖进行勾沉,是研究辽代契丹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作论述。 一、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各地祖庙的兴建 已故契丹皇帝的“造像”及其种类。 辽时契丹皇帝为了祭祀祖宗,大量雕塑、绘制已故君主的“御容”像。辽代对已故皇帝“造像”始于何年何月,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经推断,概始于太祖阿保机时代。《辽史·太宗纪》载:天显五年(930年)六月丁己,“拜太祖御容于明殿”。说明此前于太祖祖陵陵庙内已经供奉阿保机的“御容”像。从此以后,每一契丹皇帝“驾崩”之后,均要制作“御容”像。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云:契丹皇帝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并致祭”。可见这在辽代已成为一种惯制。     

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辽朝创立了一套与其以前的诸王朝官制有显著差异的新官制:分北、南两个系统,以北面官统治契丹及诸游牧族,以南面官统治汉族及渤海人,“番不治汉,汉不治番,番汉不同治,自古而然”。①在这两套平行的官制系统中各自设有宰相机构。本文试对辽代宰相制度演变的过程做一初步考察。     

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在辽朝统治者对中原先进儒家文化的认同、大量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大量收求中原图籍,以及汉人与契丹等游牧民族杂居等因素的影响下,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设置了国子监、国子学、上京学、府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在辽代上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文臣儒士。但是,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并不十分普及,呈现出地区间不平衡的态势。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能够大规模地、系统地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教育,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契丹媵婚制考略

媵婚是我国自上古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一种婚姻制度,指女子出嫁,须以同姓娣侄随嫁。契丹婚姻制度史上存在过媵婚制,而且经历了族外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这样一个过程。契丹族的媵婚制包含的既有媵女,也有媵臣、媵侍等,而且契丹公主还有媵地,即公主头下州。从总体上说,契丹媵婚与中原媵婚、北方民族媵婚不无相似之处,惟有公主媵婚与众不同,并随着辽代社会总体性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既反映了契丹民族文化独具的特点,也体现了辽代社会前进的风貌。     

辽代外命妇制度探析

外命妇是命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的外命妇制度,沿袭唐朝制度,造就了辽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女性阶层。对辽代外命妇封号及其权利和义务等问题的思考,不仅是了解辽朝上层妇女生存状态的重要线索,也是进一步研究辽代统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