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汉语方言语法二、三题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境内居住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等民族。千百年来,他们在这里生活、劳动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友谊,同时使民族文化亦互相影响。表现在语言上不仅汉语对于各少数民族语言产生较大影响,各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藏语）对于汉语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本文仅通过汉藏语言比较分析,就青海汉语方言的一些语法现象作一些说明。“宾一一动”句式“宾——动”式是青海方言的一种基本句法格式,它不象在普通话里作为“变例”出现。所谓基本句法格式,首先是说这种格式应用的范围极广,概括的句子极多。陈述句如：毛…     

民国时期戴新三著《拉萨日记》选注

文章介绍了新发现的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政务科科长戴新三先生居藏4年的日记——《拉萨日记》(1940—1944),作者从中节选和整理了1942年10月至12月的10余日日记,并作了必要的注释,以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基本史料。     

石头长诗中重复的运用及意义——以《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为例

石头在长诗《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兼致王维》中运用"重复"艺术,记录其徒步跋涉中的所见所思,营造了独特的环境氛围,揭示了诗人的精神状态,建构了丰富的审美意蕴。本文将通过《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中的意象和句式的重复、意境的重复以及事件和场景的重复三类现象系统地探寻这首诗歌的内蕴。     

石头长诗中重复的运用及意义——以《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为例

石头在长诗《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兼致王维》中运用"重复"艺术,记录其徒步跋涉中的所见所思,营造了独特的环境氛围,揭示了诗人的精神状态,建构了丰富的审美意蕴。本文将通过《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中的意象和句式的重复、意境的重复以及事件和场景的重复三类现象系统地探寻这首诗歌的内蕴。     

动趋式"V+出来"与宾语同现情况的语用分析

现代汉语中,动趋式"V 出来"与宾语同现有四种不同的格式,通过对影响这四种格式使用的不同语用环境进行考察和分析,主要从篇章结构和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为全面掌握和使用动趋式"V 出来"与宾语同现的四种格式提供了语用方面的解释.     

留学生"是……的"句式偏误分析与教学建议——主要针对英语母语背景的留学生

"是……的"句式是现代汉语中一个十分常用的表达句式,但也因为其包含的句式丰富,语法功能多样而成为了留学生容易产生偏误的难点和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重点.本文主要依据的分类标准是《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中的三类"是……的"句式,对北语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是……的"句偏误类型进行统计分析,主要考察英语背景留学生该句型的偏误类型及偏误原因,并根据分析研究的结果对该句式的分类和教学提出相关的参考意见,希望可以对汉语的二语教学有所帮助.     

破解"蛊毒"之谜的人类学尝试--《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读后感

“蛊毒”———一般人心目中神秘而恐怖的民间巫术,虽然自古以来被大量的历史文献著录,至今也仍然流传在口头传说中,但是由于它在实践中异常隐秘的特点,记录者和研究者很难搜集资料和进行客观分析。当代成果多是关于一时、一地和单一视角的材料梳理和剖析。直至1998年邓启耀先生的《中国巫蛊考察》问世,才奠定了对这一“千古之谜”进行综合性和深入研究的基础。而黄世杰先生于2004年6月出版的《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南方民族使用传统毒药与解药的人类学考察》(以下简称《蛊毒》)一书,又把该领域的研究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蛊毒》一…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庆贺黄明信先生九十九华诞

正借诗人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诗句来表达我对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图书馆以及有幸投在黄明信先生门下学习工作机缘的感恩。30多年的时间流逝并没有消磨掉我对先生的记怀,至今仍历历在目。先生乐期颐之年,思维清晰,精神矍铄,潜心学问,笔耕不辍,为我辈楷模,乃学界之幸事。一、好嘛,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986年初夏,我和丹珍卓玛等4位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维吾尔、哈萨克语言的学生到北京图书馆报到。之前,我对将要去的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少数民族语     

浅析回族宗教学者刘智"神人合一"的认识论

认识论是刘智宗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认识论是以"认主"为中心并为其服务的,"神人合一"是其认识论的基本特点,而他对于认主三种方法和途径(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内心省悟)的表述则完全是围绕着"认主"这一基本命题而展开的.他认为人可以感觉、思维并能认识事物,他对人脑机能进行了分析,说明他是一个可知论者,他对人所具有的认识能力是毫不怀疑的.但他的"神人合一"的认识论也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     

“汉人八种”新解——读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

"汉人八种"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其中包括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元代的八种民族名称,历来为研究民族关系的最重要史料之一。20世纪初,日本学者箭内亘指出,"汉人八种"中竟然遗漏了汉人本身,也没有包括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他认为应补正为"汉人十种"。陈寅恪先生根据"汉人八种"中的"竹因歹"与"竹温"是蒙古语对汉人的称谓,指出"汉人八种"并没有遗漏汉人,批驳了箭内亘的说法,同时提出"汉人八种"可能抄自某种蒙古文资料的设想。本文在陈寅恪与王国维二人的工作与新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1)"汉人八种"是元朝统治者对境内使用汉文的各民族的统称,并不代表这些民族本身都自我认同为汉人。(2)"汉儿"是辽金两代华北人民的自称,也是宋人对他们的称呼;而宋统治区的人民北人称之为"南家""蛮子",元统一之后被称为"南人"。汉人与辽金元统治者的关系较南人更密切,与南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汉人八种"中不包括南人是自然的。(3)记入"汉人八种"的族名,除了"竹因歹"与"竹温"为蒙古语对汉人的称谓之外,本文将前人未曾涉及的族名"朮里阔歹"订正为"朮里阇歹",即jurjidai(女真),并将"竹赤歹"订正为"竹儿亦歹",亦即jurjidai(女真)的音译。本文再根据韩儒林先生对于"蒙古七十二种"中的部族名称重复登录的讨论,提出"汉人八种"中的"竹因歹(汉儿)、朮里阔[阇]歹"与"竹温(汉儿)、竹[儿]赤[亦]歹"同样重复的看法。(4)本文指出,既往研究视野多仅限于"汉人八种"本身,限制了对问题的认识。在陶宗仪原书中,"汉人八种"是"氏族"条的部分内容。"氏族"条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余三部分分别为"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与"金人姓氏"。本文进而提出,这份氏族名单与元代科举分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两榜有关,应当产生于对举子进行氏族登记的过程中。     

山西临县“门户”习俗探究

作为文化遗留物,"门户"习俗在山西吕梁市临县地区影响深远,主要反映在婚姻嫁娶方面——如果对方"门户"不对(俗称"臭骨子"),那么婚姻一般很难结成。追根溯源,"门户"问题与元时蒙古人对汉人实行的初夜权制度有关。研究发现:"门户"之"臭"即为狐臭,狐臭体味是判断"臭骨子"的重要依据,"门户"实质上是狐臭的一个别称——属于学者李峰所称的民俗意义上的狐臭。     

马寿千先生与回族学研究

马寿千先生(1929—2005),我国著名回族史研究专家,他一生潜心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文化研究,勤于收集资料,积累史识,撰述丰厚,提出了不少开创性的学术见解。他参与了由已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回族历史人物志———《回族人物志》的编撰工作,并担任新型体例回族史《中国回回民族史》和《中国民族百科全书.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卷》的副主编,成为“建国后回族学研究领域领军式的人物”[1],他以其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回族学学科的发展。同时,马寿千先生还是中央民族大学回族史教学的奠基者,他在教…     

侗款治理下的没有国王的王国

正在中国社科院学者邓敏文先生和吴浩先生的专著里,侗乡被称作"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族的传统社会构建由家庭、房族、爪、村寨、小款、大款构成,其中"款"是侗族社会的核心组织,其形式有一些原始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的特征,"小款"联寨,"大款"联营,是村寨之间有民间自治     

仓央嘉措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1906-2012)

仓央嘉措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滥觞阶段(1906—1930年),特征表现在译者多为英国早期带有殖民者身份特征的藏学家,他们的译诗多出现在藏学著作的相关章节或是附录中;初步发展阶段(1930—1969年),其特征为译者身份局限于西方的藏学家,全译本、单行本开始出现,翻译与藏学研究密切相关;多元发展阶段(1969年至今),表现为更多译本的涌现,译者身份的多样化,诗人翻译家开始涉足其间,翻译与英语诗歌创作开始发生关联。     

根敦群培诗词研究

文章为根敦群培诗词英译专著《消逝在林中的智慧——根敦群培的104首诗》的"导论"。作者在文中结合根敦群培不同时期创作的诗词作品,首先对作为诗人的根敦群培的一生做了简单的回顾,然后专门就藏族诗学的发展和特点进行了阐述,最后简要介绍了根敦群培诗词的整理、出版情况以及《消逝在林中的智慧》这本书的基本内容。     

朱琦诗: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部"诗史"

朱琦是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诗人,"岭西五家"和"杉湖十子"之一.他的诗以杜甫为法,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社会现实,寄予了深沉的感叹,具有浓厚的"诗史"特征,风格沉郁悲壮,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可谓杜甫诗歌的传人.     

广西平果嘹歌初探

嘹歌流行于广西平果、田东等县,用状语演唱,又称"欢嘹""欢了""欢溜"等。"欢"为歌,"嘹"为衬字,以歌中句尾常出现"嘹—"长音为其主要特征。在有关文献记载和文献资料中,对嘹歌的音乐文学(歌词)方面研究较多也较深入,而对其作为山歌存在的歌唱形式方面则论述较少,表现在声部形态和演唱形式等方面有模糊之处。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论述流行于平果县境内的嘹歌的歌唱形式及其所依托的民俗文化环境,并试图对嘹歌呈现的特殊性作初步的探析。     

浅析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姑恶”意象——以陆游“姑恶诗”为例

姑恶鸟是主要生活在南方的一种水鸟,在中国古代民间,关于它的化生流传之说非常之广。随着苏轼、陆游和范成大等为代表的一批宋人分别将"姑恶"这一意象纳入自己的诗歌创作范畴以来,"姑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母题,其意象主旨大多不离姑婆关系。陆游《剑南诗稿》所存"姑恶诗"十四首,除了被公认为与唐婉被逐的原因有关之外,在陆游诗歌中,"姑恶"所体现的思想内涵也是随着具体的客观环境和诗人的心态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的。     

当代荷马——《格萨尔》说唱家

按照《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分类法,整个《格萨尔》有两大类:一是口头说唱家的故事,藏语叫“卡仲”(kha—sgrung),“卡”即口,“仲”是故事,这里专指《格萨尔》故事;二是伏藏抄本,藏语叫“德仲”(gter—sgrung),“德”是宝藏,意即挖掘出来的《格萨尔》,主要指手抄本。如果加上僧侣文人编撰的“曲钟"(chos—sgrung)——有佛法内容的《格萨尔》故事,那就是三种类型。但“曲仲”已不属于史诗范畴,而是一种歌颂战神和护法神的祈祷文。这里提到的“卡仲”和“德仲”,实际上概括了《格萨尔》的两种流传形式,或者说基本传播方式:一是靠民间艺人口头传唱,二是靠手抄本与木刻本保存和传播。而最基本、最主要的是靠众多的民间艺人世代相传。因此,对说唱艺人的研究,应该是《格萨尔》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浅析评价艺术品的标准

所谓评价,其含义是以他人的角度进行分析、评估。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善、美"即是衡量一件作品是否归属艺术品的标准。但是这一衡量标准似乎在西方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中无法得到验证。本文认为,"真、善、美"思想实质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艺术哲学体系,但是所有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具有区域性和时间性。"真、善、美"标准既不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亦不适用于人类历史的任意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