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与岭

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其中的主人公是格萨尔王,他所属的国家,号称为gling。这个gling字的藏文,现在有三个读音,卫藏方言读作ling,我们译作汉音时作“岭”。康方言读作lin,一般译成汉文作“林”。安木多方言读作lang,相当于汉文“郎”字的读音。现在我们对于gling读作“林”这一问题且不去说它,只企图初步探讨一下,gling字在安木多方言中,何时音变读成lang,为什么来谈此问题呢?原因是这样:     

从“格”的角度谈谈“把”字句的分类

本文以新兴的"格"语法理论为基础,从把字宾语名词与谓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角度,根据语义格理论中受事格、施事格、系事格、处所格、工具格来对把字句进行分类、说明。     

现代汉语方言被动关系词语义类型与类型化层次

根据现代汉语方言中被动关系词的多样性初步就其表义进行分类,分为"遭受"义类、"给予"义类、使动延伸类及其他类等四类.其次以"被"字的演变轨迹为参照,从共时的平面上分析这些被动关系词通过演变目前所处的层次.     

关于民族形成说质疑

在民族学研究中,大家都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根据。这个定义就是:“民族是人们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是学术界在对民族四特征理解上却有分歧。我们认为,民族共同语言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有益成分发展而成的。它并不等于方言。我们不能望文生义,认为凡某个共同体共同使用的语言就是民族共同语言。如把原始社会里的部落语言说成是民族语言。摩尔根认为部落和方言是     

简评《玛曲藏语研究》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毛草女士撰写的<玛曲藏语研究>,于2003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长达38万字.该书是第一部由本民族研究人员独立调查并完成的现代安多藏语方言研究著述,正如孙宏开先生在"序"中所言:"填补了藏语安多方言语法研究的一个空白",是一部了解藏语安多方言不可多得的著作,也是开展藏语方言比较研究乃至藏缅语族语言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不仅在理论和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重视,从中还可以看到藏族女性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所展示的风采.     

民族声乐作品中方言的作用

方言的运用能够凸显民族声乐作品浓郁的地方特色,能够渲染出艺术作品的风格魅力,是艺术表达的重要手段。在民族声乐作品演绎时,除了能熟练运用发声方法,掌握独特的唱字方法——方言也是很重要的,需要我们不断地练习、研究与积累。     

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现象考析——以敦煌汉藏对音资料为例

敦煌文献中有一类特殊的古藏文卷子,用藏文为汉字注音译音,即汉藏对音材料.这类资料中一般藏文[ka]对应见母字,[kha]对应溪母字,其中异常的是部分溪母字与见母字的对音相同.学界多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其实并非如此简单.通过对比回鹘文、日文译音、汉字注音中类似的现象,分析其移民、方言特点,可以推断这应是当时当地汉语方言中部分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的一种特殊现象,体现了古代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基于问题意识的"花儿"语言研究

梳理花儿语言研究的成果发现,多数花儿采录者和研究者不谙方言,往往把一些字写错、音注错、义释错,有碍于对花儿思想内容的理解,有损对花儿情趣的体味。部分学者分析花儿押韵及格律时,存在术语不专业或不严谨;研究不充分却妄下断语;不熟悉方言,分析错误或举例不当;用汉语拼音标识,不利于花儿传播等现象。此外,学者对风搅雪花儿和花儿语言民俗等问题的研究仍嫌不够。花儿语言研究依旧任重道远。     

清徐方言儿尾分析

本文主要就清徐方言中的儿尾现象进行探讨,清徐方言中没有儿化现象,只有儿尾,并且儿尾自称音节,记作■,主要是受到儿字读音的影响。     

清徐方言儿尾分析

本文主要就清徐方言中的儿尾现象进行探讨,清徐方言中没有儿化现象,只有儿尾,并且儿尾自称音节,记作■,主要是受到儿字读音的影响。     

大同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大同辖域的历史变迁,接着概括了大同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大同的时间。然后重点叙述了伊斯兰教率先在大同普传的情况及其主要特征,介绍了大同辖域内的几座有特色的清真寺及与它们相关的经堂教育、明清人物等情况。随后简单介绍了明嘉靖丙午陨石题记,列举了大同辖域清真寺碑刻匾联名单。最后陈述了对大同伊斯兰教研究有关键意义的“大人坟”的现有研究情况。     

整合华语,方言危乎?

为了整合华语表达方式,近段时间以来,上海市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方言戏曲存在外,禁止报刊刊登上海方言文章,禁止电台广播传播上海方言,不准发行上海话歌曲磁带,不准讲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播出和方言话剧的演出,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无独有偶,国家广电总局日前也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国停播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通告指明一些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播出了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有违广播电视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很大,各地方言繁多,为了交流与行政的方便,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官话”。普通话作为新中国的官方语言,在宪法中已得到明确规定。国家从1955年开始推广使用普通话,迄今已有整整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方言地区,人们都接受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并努力学习它——方言与普通话基本“和平共处”。但时代跨入了21世纪,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意识、地域意识以及由此延伸的方言热情不断被激发,如方言电视节目屡创收视新高;另一方面,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在广电总局一次次地对各级传媒下发限制使用方言的有关文件之后,人们开始感到了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越来越凸显的矛盾。到底是方言重要,还是普通话重要?二者是否水火不相容,能否并行不悖呢?     

说"狗"--狗字本义释说

文章运用语源学方法、通过汉文词汇古音义与藏语安多方言中保留的古音义之比较 ,对汉文中狗等字的本义进行释说     

试解成语四字格之谜

从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等多方面阐释四字格成语形成的原因.其外部原因主要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言语习惯、经济原则、记忆极限,内部原因主要是音乐性强、结构完备、言简意赅、便于运用.     

汉语“被“字结构中领有名词的提升移位

本文参照Chomsky生成语法的"格"理论和动词被动化理论,综述了各家对领有名词提升移位的主要研究,认为在汉语的"领有名词提升移位"现象中,领有名词词组移位至表层主语位置后,隶属名词词组作为保留宾语从被动化的动词上获得部分格,而中心语"的"字在前移领有名词词组的时候删除了.     

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     

文化基因视域下方言的视觉图形化设计策略

方言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备受关注。文化基因视域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认为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文化元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和影响。本文旨在从文化基因视域出发,探讨方言的视觉图形化设计策略,并结合实际应用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对方言文化的特征和视觉图形化设计策略的研究,为方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拉林-阿勒楚喀满族京旗汉语方言岛述略

拉林-阿勒楚喀京旗汉语方言岛的形成为清代中后期北京闲散旗人外迁的结果.对该方言岛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探讨清代前期北京官话的面貌和黑龙江方言的形成过程.     

唐汪话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读徐丹的《唐汪话研究》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特级教授、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徐丹的《唐汪话研究》一书,作为＂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的一部著作,于2014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此前,她曾三次赴唐汪作过调查,并于2011年、2013年先后在《中国语文》《方言》上发表了《唐汪话的格标记》《甘肃唐汪话的语序》两篇论文,     

方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研究综述

方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是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课题之一,尤其是针对多方言背景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研究更是意义重大.本文从方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及相关影响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等六个方面综述了国内近10年来有关方言对英语学习影响的研究,并指出当前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