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歌妓词盛行原因探析--兼论宋代歌舞侑觞之风俗行为

宋代奢侈逸乐的社会风气与宋代歌妓制度的盛行导致了宋代歌妓词的大量涌现。宋人宴席上歌妓唱词以侑觞劝酒的习俗,一方面导致了歌妓词的盛行;另一方面,这些应歌而作的歌妓词,又成了文人士大夫在社交与娱乐场合中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而又常用的社交语,同时也体现了宋代文士逢场作戏的生活态度和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     

词在北宋传播的历史文化环境

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在北宋时期的接受与传播,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为词体文学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士大夫文人们歌舞享乐的风尚又是促进词体文学传播的社会因素;以表演声乐为主的宋代歌妓成为词体传播的直接手段。     

柳永与“俗词”中歌妓情感分析

柳永“俗词”中关于歌妓姓名、歌妓身体、歌妓身份、性爱场景等方面描写可谓淋漓尽致。柳词中的歌妓形象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不相同。柳永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手笔表现歌妓,这与他和歌妓的密切接触和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通过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分析,从全新角度论证了柳永与歌妓的真正情感和歌妓当时的社会地位。     

士大夫词中歌妓形象象征体的深层内涵

士大夫歌妓词是指唐宋时期那些熟话音律的文人创作，他们在与歌妓的交往中，通过调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传情达意，在诗酒往来的宴席上，虽然应景而作的词为数不少，而其中更有文学色彩又颐耐人寻味的上品则是充满人生感叹的寄托词，本文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此。这类词有的寄托士大夫的身世之感，有的蕴含士大夫热切的政治期待、美好的生活理想，有的则充满放臣逐子的悲哀。发人深思的是这类同皆以歌姑的面目出现，深刻而真实地再现了全大夫内心的苦闷，揭示创作主体多姿多彩的人生境遇。发掘这类寄托词的文化内含．对于了解封建社会上大夫的人生…     

从清代几种重要词选论东坡词的影响力

东坡词因其人的士大夫典范性与其词的特殊艺术性,在历代词评中一直是众家评论的焦点.就整体词史发展脉络而言,东坡词往往被视为词坛剐格,却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事实上,东坡词的影响性除了开启南宋豪放一派词风的成就之外,在号称词学复兴与总结的清代,另有其他面向亦值得深入探讨.就清代重要的几种词选而言,大多自有其理论主张而选词,但因为东坡其人具有士大夫典范性,其词又富有新变性,使其词作入选的原因和状况显得较为复杂,反应出东坡词对清代词学所具有的不同层面影响力.因为清代词学一派理论之生发往往是为对治前一词派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弊端而来,虽然各选本所选规模与选政等皆有所不同,但纵现其论词蕲向,其中隐约存在一前后对应而互有补充的变化脉络.因为东坡其人其词的士大夫代表性和多元词风,使得选家面对东坡势必有所取舍,才能将之纳入其理论体系中.本文拟以清代具有代表性意义及相关的几种词选,对东坡词之选录状况进行比较讨论,期以微现此中所透露的词学批评意义.     

试述歌妓传播宋词的特点

词是配合唐以来新兴燕乐的音乐文学。唐人称它为曲子词,意即配合乐曲的歌词。词发展到宋代成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人间词话》）,它通过歌妓“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柳永《昼夜乐》）的歌唱,得到了广泛传播。那么,歌妓传播宋词有什么特点,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一、双向互动．共同推动宋词 的发展 北来歌妓唱词侑酒与文人填词听曲为一体的宴乐之风形成了两层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是词与佐觞的歌妓之间的亲缘关系。即没有“传唱四方”的词,歌妓便失去了歌以佐觞的特定伎艺;没有歌妓,词曲就不可能为人们充分欣赏,也很难产生…     

浅析宋词崇雅的原因

宋词崇雅的原因很复杂。从词的创作实践看,词人们一直朝趋雅的方向发展;从审美情趣看,士大夫文人对"不俗"的追求推动了词学的崇雅;从道德层面看,士大夫文人阶层的道德涵养也推动了词的雅化;从音乐层面看,推崇雅乐正声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词乐风格也日益趋雅。     

论歌妓对宋词的影响

歌妓对诗、词、曲等中国传统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与宋词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歌妓与人的交流、共鸣促进了人的创作；歌妓的传唱及其与人的交往扩大了词的传播范围；歌妓塑造了香艳词风，使宋词中的意象多偏于温柔，慢词之兴起也要归功于歌妓对柳永词的传唱。     

论宋词之词调与宫调的关系

词是配合音乐的文学,故称"音乐文学"。它与此前音乐文学的区别在于以辞从乐。词人选择某支乐曲之音谱依照其节奏、旋律与声情而配制歌词,此为"倚声制词"。宋人完整的词谱或歌谱,它们是按照燕乐宫调分类的,每宫调之各词,其词字之右旁标注有燕乐半字谱。乐工与歌妓依据这种谱便可合乐演唱。宫调具有确定某乐曲——词调的音高与调式的作用。同一词调可以存在不同宫调的音谱,而各谱之旋律是稳定的。由于词乐的散佚,今存宋人词集仅有个别词人将作品按宫调分类,而一般的作品则未标注宫调。乐工与歌妓对常用词谱是熟悉的,他们见到某词调之词,即可合乐演唱,故多数宋词作品不必标注谱字与宫调。宋词的发展虽然存在纯文学之作品,就其基本情形而言,它仍是音乐文学,而且有稳定的音谱,因此与宫调存在密切的关系。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晏殊晏几道词思想内容浅说

晏殊晏几道父子都工小今，大量写闺情，词风委婉。大晏是北宋初期的“太平宰相”，词中多反映上层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和思想；小晏是落拓公子，词中多表现下层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抑郁之情，特别是以歌妓为题材的作品，使小晏词在思想内容上达到令词的高峰。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三):歌妓·阿锁

晚明诗人王彦泓因屡试不第,仕途无着,遂混迹青楼楚馆,希冀从歌妓那里寻求生理满足与精神慰藉,因而创作了大量艳情诗。诗中涉及多位歌妓,名为阿锁的歌妓是诗人最中意的一位,甚至令他动了纳妾的心思,但最终无果。这些涉妓艳情诗交织着诗人与歌妓的情与爱、情与性,这正是中国封建文人普遍的心理反应。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论词的传播方式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词一向被看作花间尊前侑酒佐欢的工具,主要功能是“娱宾遣兴”,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歌馆酒楼、席间尊前的歌妓口头传唱。歌妓“乞词”于词人,词人“赠词”于歌妓,不仅使词作得以保留、流传,也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再者,作为词之传播主体的歌妓是词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女色的参与,对词人的创作也是一种刺激。词中大量的对歌妓曼妙无比的歌喉与仪态万方的姿容,甚至她们的发髻、纤足、小手、指甲等的描写,即是明证。     

晚明旅游者的出行时间、空间集聚与扩散考论

晚明人酷爱旅行,他们的旅游活动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调整,出行时间集中在春、秋二季,早春探梅,仲春踏青与赏花,秋凉则入山,还有一些节日,比如清明和中秋.江南地区既是晚明旅游者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又是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地.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的水陆交通空前发达,主要城市之间均有定期航班,还开有夜航船.这些都为旅游活动的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当时经济与文化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区而言,能够从事长程旅游即"壮游"的士大夫仍是少数,大部分的士大夫只是短距离地旅游附近的名山.     

庄子与西方后现代哲学会通刍议

当下,探讨"庄子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会通"问题,仍是值得探讨的课题。确实的,就外在特征言,庄子与后现代哲学存在着某种"形似",如二者皆含有非理性、反基础、反中心(非中心)等外在特征;就会通之可能而言,二者无论在智慧层面、学术层面及"科学"层面皆存在沟通之可能;就会通论题而言,二者在诸如本体论问题、哲学的言说方式(诗意之言)问题、在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乃至思维方式问题皆有"共同话题"。     

“伤心人之伤心语”——评项鸿祚之词

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复社与东林党关系的实态性分析

东林党与复社是相继崛起的士大夫群体,对于晚明社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二者在人员构成上师传衣钵;政治活动上声气相求;政治理想上志同道合;学术观念上一脉相承,是对于晚明政坛党社一体化格局的最好诠释。     

宋词中的歌妓演唱与文人自歌

有宋一朝,词体大盛,歌唱流行。歌妓成为歌唱的主体,歌妓群体随着商业经济的昌盛逐渐壮大。北宋中期,随着词体改革的深入,文人渐渐加入到歌唱的队伍中。南宋时,歌妓演唱依然持续,未见衰退之势,而时局动荡又让更多的文人参与到歌唱中,从而出现了别于歌妓唱词的婉转低回的高亢声音。这不仅扩大了南宋可歌之词的词境,同时还促进了唱词风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