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此“误”绵绵无绝期——从《金锁记》到《怨女》

由于某些大师对张爱玲《金锁记》的推崇,使得文学史对张爱玲作品风格的书写,出现了一些误导。当大家把《金锁记》当作张爱玲的代表作时,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背离了张爱玲创作的自觉追求。从《金锁记》到《怨女》,这样的改写,正是张爱玲对自己创作的自觉追求的重申。     

《回到马修撒拉时代》——萧伯纳思想宣言

《回到马修撒拉时代》是萧伯纳的一部重要剧作,在该剧里,萧伯纳对于其创造进化论思想以及人类自身弱点与社会问题进行了阐释。萧伯纳认为,目前人类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劣性,在生命力的作用下,他们将进化为超人,而超人将能够解决目前人类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和自身弊端。两性关系中的婚姻将不复存在。该剧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和英国议会制度也进行了批判。     

极端觉悟与极端病态的书写--《狂人日记》与《金锁记》比较

鲁迅和张爱玲属于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有着对生命主体的共同追寻。本文选取《狂人日记》与《金锁记》这两篇代表性作品进行细读与分析,认为鲁迅与张爱玲在文本中通过对狂人与鬼影的刻画与写照,在显现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观照的同时,通过文本共同探寻着各自人生意义,显现了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生命主体的追寻与反思。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从《流言》到《爱憎表》——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解析

2016年张爱玲最新"遗作"《爱憎表》手稿整理结束,并在台湾和内地相继刊出,这一自传性散文的发表为考察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提供了重要资料。张爱玲在早年散文集《流言》和晚年散文《爱憎表》中对相同事件有着不同的表述,通过对此现象的研究可以探析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她对死亡的重新思考和对回归家庭之爱的渴望。     

张爱玲散文集《流言》图本的价值探寻

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初版于1944年12月,张爱玲亲自参与出版设计,亲自绘制插图。对《流言》图本的价值进行探寻,可为研究张爱玲的文学观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文章从《流言》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明星效应”的商业价值和图文互文价值三方面阐释《流言》的图本价值。     

周作人《亦报》评点《十八春》

周作人在给《亦报》撰稿期间,曾有两篇文章直接评点张爱玲的长篇连载小说《十八春》。性喜古典散文,不常读新小说的苦雨斋主,评说《十八春》的反常之举,缘于张爱玲热辣辣地呈奉"美意"在先。故说,周作人评点《十八春》,不是"偶遇"张爱玲的率性而为,其实在是有准备的"回应"。在周作人眼里,《十八春》乏善可陈,败在没有写好关键人物顾曼桢。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从《芭芭拉少校》与《华伦夫人的职业》看萧伯纳的社会观

萧伯纳在剧本《芭芭拉少校》与《华伦夫人的职业》中清晰地表达了他的社会观。他憎恨贫穷,认为贫穷是罪恶之源,而社会是贫穷之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金钱是万能的。他痛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并认为英国在战争中同样也是非正义的。在访问苏联之后,他赞同暴力革命改造社会。他认为英国政府低能且无道德原则,资本家寡廉鲜耻,惟利是图。该文探索了萧伯纳的社会现在以上二部剧本中的体现。     

看张爱玲的《对照记》

张爱玲的《对照记》对照的是形象(照片)与个人身世的真实,因此她用文字来解释心得。《对照记》本身有很强的“后设性”,对《对照记》的解读,则是“后设”的“后设”。从《对照记》中所列的相当可观的张爱玲祖父祖母一代人的照片中,可以解读出她的怀古幽思,她所怀念的就是她祖父母这一代的人物和生活方式,这自觉或不自觉地展露了她的历史怀旧意识。《对照记》中没有张爱玲与父亲或母亲的合影,也没有她父母亲的合影,这些照片的缺失使《对照记》创设了一股幼时的失落感或被遗弃的情境,呈现出“褪了色”的苍凉。张爱玲自己的照片在全书中有30多幅,她的姿态在“镜花水月”式的美学意境中制造了一种神秘感。张爱玲“传奇”不仅是她的文字,也是她的形象造成的。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时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时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红楼梦魇〉自序》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角。     

从心所欲不逾矩——译者主体性在张爱玲译作《海上花》中的体现

张爱玲以她卓越的创作与翻译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国内对张爱玲的研究明显偏重于她的创作。本文拟以张爱玲译作《海上花》为个案,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这一文本进行解读,以期对其翻译观进行梳理,抛砖引玉,为张爱玲翻译研究尽微薄之力。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的苍凉基调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常以苍凉著称,她的许多小说,诸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开头都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副苍凉的意境,《小团圆》也不例外,在《小团圆》中她把这种苍凉文风发挥到极致。关于《小团圆》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综观这些学术成果,关注的热点问题大都是小说是否为作者的自叙传、"张胡之恋"的内涵、张爱玲的妇女观等,对小说的苍凉文风关注不够。通过研读文本,可以看出《小团圆》虽然是自叙传,反映了张爱玲的少年生活、求学经历、爱情遭遇、母女关系等,但又不同于自叙传,它来源于张爱玲的生活积累,同时又有张爱玲的匠心独运,它反映了张爱玲高超的创作技巧,特别是张爱玲对苍凉风格的选取运用。张爱玲在故事的编排、人物形象的设计、意境的营造方面,都给小说打上了苍凉的底色。她在《小团圆》中编织的破碎的家国梦、难圆的闺阁梦,塑造的盛九莉、邵之雍、蕊秋、盛九林等可悲可怜的人物形象,营造的大考前的早晨、晚唐的月亮、木雕的鸟等紧张或冰冷的意境意象,揭示了乱世背景下浮世生活的不可预测和难以把握、爱情的短暂和失去难再得、每个生命或物质个体的微不足道。她冷冷的地撕开了生命华美的袍,使人在看到生命本真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小团圆》让人在张爱玲去世20多年后,读之仍不免叹惋,它是张爱玲的人生感悟,也是张爱玲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更是张爱玲悲剧意识产生的深层原因。     

《红楼梦》家族自叙传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个人经历为隐线,以家族生活为背景,从而拓展出人生与社会的画面,是《红楼梦》“自叙传”写作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为现代作家所继承与发展。巴金的《家》是典型的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自叙小说”;曹禺写《雷雨》,不仅受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影响,也深受《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是《红楼梦》迷,《金锁记》折射出《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在心灵深处,而不在简单的笔法描摹。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凭借“第二自我”披露出自我情感的隐秘,并以多元的人物性格折射出家族衰败的必然命运,从而带有《红楼梦》影响的自叙家族史话痕迹。     

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为切入点,分析家族文化的内涵、家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凸显,探讨《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多元呈现,着力从家族文化之婚姻观念、家族文化之血亲关系、家族文化之财产继承与权力之争、家族文化之地域文化色彩几方面探讨其对张爱玲小说创作观念、题材及形象塑造的影响,旨在揭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后世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只有全面理解《红楼梦》家族文化的内涵,才能深刻领悟张爱玲小说背后的深层旨意。     

一个文本 两种解读——浅析张爱玲的《封锁》

《封锁》是张爱玲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刻画了两个无聊、寂寞的都市男女在一辆封锁期的电车上的一段"艳遇"。俗话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封锁》这部小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方式。论文拟对《封锁》以精神分析和解构主义的方法进行解读,以探索张爱玲不凡的叙述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