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

代际社会流动率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简称"扩招")通常被认为可增加农村地区或社会下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代际社会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但是,本文通过对全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后代际间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并未发生明显改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并未有效提升代际间社会流动。换言之,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

文章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仍以供养型为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互惠型将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微观层面,老年人个体禀赋越低、文化观念越传统、健在子女数越多,则更可能身处传统的供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代际关系越紧密,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呈现出抚养型或互惠型的关系。在宏观层面,社会保障的获得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经济资源的双向互惠流动。研究结果对于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前瞻性应对中国家庭养老风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中代际伦理嬗变的背景和特征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也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家庭结构、功能以及人们的家庭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结构从传统的大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变动;生育观念从传宗接代到精神慰藉的转向;代际责任关系从传统父慈子孝到单纯抚养子代的转移;代际交往关系从血缘群体到朋辈群体的扩展。由于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得家庭代际伦理的评价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中心的下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核心的转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平等化;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惟一性。家庭代际伦理应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其职能,维系家庭的和睦,追求家庭的和谐,让家庭真正成为自由、舒适、温情的乐园。     

退而不休: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研究——以东部地区农村为例

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能够获得稳定的制度性养老保障,但普遍进入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种退而不休的自我养老的状态,改变了原有的在家庭资源匮乏条件下伦理型的代际关系。退而不休得以维持有两方面的原因:在地化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适合老年人的工作机会;社会的价值伦理规范为老年人提供了内在动力。研究认为,资源变量对代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与中西部农村相比,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务工收入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缓解了转型过程家庭发展压力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代际关系呈现出情感性转向的特点。     

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

从代际资源优势/劣势累积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数据，构建了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的三维就业质量测量体系，探讨教育代际流动对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相对教育水平衡量法可以将教育代际流动分为高教育稳定、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低教育稳定四种类型，其中高稳定流动者拥有较高的代际资源优势，就业质量最高，其后依次为向上流动组、向下流动组与低教育稳定组；年轻队列相对年老队列的劳动者，不同教育流动轨迹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呈扩大趋势；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组与低稳定组的年龄累积劣势在年轻队列中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的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与低稳定者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几率较低是其就业质量劣势的重要来源，而教育向上流动者的劣势则来源于较高的过度教育率。中国切实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不仅能助力教育公平发展，更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疏离化与不平衡：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探讨

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变迁,传统代际关系遭遇现代转型,呈现出新的特征。代际关系重心下移,代际关系不平衡。家庭核心化,代际关系疏离甚至紧张,传统的家庭养老遭遇危机,老人的赡养状况不容乐观。这与转型期农村传统文化的衰落、个人本位的凸显以及传统代际伦理缺乏传承渠道有一定的关联。     

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陆续进入代际传承高峰,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应对传承和创新的双重考验已成为当前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受社会情感财富影响,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往往表现出较低的企业创新水平,这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构成了阻碍,而风险承担水平在此间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社会责任承担弱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弱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家族涉入强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强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美国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以学生家庭收入为背景的考察

多数美国人期望高等教育能够促进社会流动.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学生家庭出身、政府资助政策、大学招生策略等因素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和学业完成方面均处于不利境地,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制度未能使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学习机会趋于均等,也就意味着相当多的适龄青年进入社会就业的机会减少和竞争力不高,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发挥不够.鉴于此,应通过早期干预、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及实施K-12教育的改革等措施,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上大学并完成学业和顺利就业,从而实现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愿望.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农民的出路: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机制与政策

乡村振兴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及其子女借助教育实现内外分流从而提升收入代际流动性是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农村收入代际弹性远小于城镇,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而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作用十分有限,机制不畅.随着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和国内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各种职业对教育程度与科技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亟须健全农民职业系统培训及教育,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内分流机制;举办校企一体化职业教育学院,构建以农民市民化提高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外分流机制;完善高等教育分流与衔接,构建农民子女以教育提升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外分流机制;强化高等教育的三产实践,构建以教育增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融通机制.为保障新机制运行,我国必须赋予高校举办农民教育的相关权力,将农民教育纳入高校统一招生计划,确保国家财政持续地投资农民教育,以法促进高校与企业联办农民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分流与衔接系列弊端,完善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配套政策.     

孝与中国文化中未成年人的道德境况

中国文化中未成年人的道德境况一直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未成年人的道德境况只有放在中国"孝文化"及其所建构的特定代际关系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说明.中国的孝文化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未成年人的如下道德境况: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代际关系决定了未成年人处于极端不平等的道德境地;老年本位和过去本位使未成年人处于文化和社会的边缘地位;孝文化通过特定的代际传承机制使未成年人道德价值观得以形成;孝的社会功能使统治者保持着对未成年人之遵行孝道的强势道德期望.     

现代道德教育的代际路径和代际模式

道德教育在本质上是一个代际关系问题。在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的语境中,与传统道德教育明确划定"教育主体"(如"长辈")和"教育客体"(如"晚辈")的界线不同,现代道德教育是一个代际互动的过程。现代道德教育的代际路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上一代对下一代的道德传递和道德示范与下一代对上一代的道德继承和道德反哺。现代道德教育的代际模式就是表现为"主—主"关系的代际交互模式。     

当代中国的家庭婚姻伦理及其群体差异性——以江苏省为例

通过对"公民道德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了解当代中国家庭伦理的总体状况,研究议题包括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婚姻伦理和代际伦理。分析结果显示,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婚姻伦理的不同维度分别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及职业差异。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仍然是个体的重要归属,但其伦理意义正在逐渐下降;家庭虽然仍然是道德教化的最重要场所之一,但这一功能正日渐被削弱,转而由学校承担;婚姻作为伦理关系正受到个人感受、利益、激情等的冲击;真正显现出危机的是家庭代际伦理,日渐沉重的家庭养老负担和压力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体现就是子女对父辈的不孝敬和赡养不力。     

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

以654名流动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的代际支持水平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心理弹性四因素之间两两显著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弹性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98和0.078,且两者在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序列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07。结果提示,代际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对流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跨代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的情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江苏、广东等地354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以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为主导的代际传承抑制了家族企业创新；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削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对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而言，创新意愿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探索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融合提供了新思路，在回应当前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理论研究悖论的同时，有助于家族企业提高代际传承中的创新水平。在实现个体企业“基业长青”的同时，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 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教育、职业与阶层的三维代际流动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以比较流动的方法描述教育、职业和阶层这三个指标的代际流动水平,并揭示各关键变量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的代际流动现状以短距离向上流动为主;教育规模扩张未能有效提升代际流动水平,但能促进代际流动的内部均衡化,缩小内部差距;代际流动现状中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现为：农村地区、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子代更容易实现较长距离的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不均衡性也更为突出;城市地区和东部区域的子代较难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差距较小、分布较为均衡。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教育这一自致性因素仍是底层群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但高校和社会也需要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