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本的战争——《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四

王国维生前自行修订的<人间词话>有三种版本:其一是手稿本125则,其二是<国粹学报>本64则,其三是<盛京时报>本31则.这三种版本的词话,篇幅大致以对半的方式递减.不仅体现了王国维不断浓缩其词学精华,在体系上从散漫向严整的努力,而且与王国维学术路径的变化大体上呈对应关系.王国维去世后,经过赵万里、徐调孚、陈乃乾、王幼安、滕咸惠、刘烜、佛雏等的持续增补,或致力于恢复手稿本原貌,或致力于搜罗一切与词相关的言论,呈现出明显的扩大倾向.王国维生前的3次删减与王国维身后的7次增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文本的变化所带来的学理变化应该引起词学界的高度重视,王国维词学的阶段特色和终极意义自当以王国维本人的三种修订文本为基础,而赵万里等人的7次增补则为勘察王国维初始文本的原貌及其词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文本依据.     

《人间词话》手稿四论

《人间词话》原稿书于"养正书塾札记簿"上,词话扉页有王国维作《戏效季英作口号诗》6首。词话正文后有《静庵藏书目》15页。《人间词话》手稿正文共20页。1908年10月,《人间词话》的第一批21则在《国粹学报》刊出。以此前推,《人间词话》的具体撰述时间当在1908年7月至9月间。《人间词话》手稿其实一直跟随着王国维。王国维之"人间"从内涵上而言,更多地渊源于《庄子》,"人间"乃是"人间世"的简称,以"人间"命名词集、词话,是他早年关注人间、志在改造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     

《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校订并跋

王国维1908年撰写<人间词话>126则,稍后从中择录63则并补写1则,分3期连载于1908-1909年之<国粹学报>,影响寥寥;1915年1月,王国维复将<人间词话>手稿和<国粹学报>刊发之64则,重新增删、合并,并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1则,合共31则,分7次连载于<盛京时报>.从此以后,王国维未对<人间词话>再作任何修订,故<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久不为人所知,1982年,陈杏珍、刘烜将王国维自存剪报本(不全,仅23则)揭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赵利栋从<盛京时报>中迻录全部31则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此后诸家转载,都不出以上二本.然二本文字多有舛误,因试作校订,并略论其去西方化的基本立场.     

宋蜀本《孟浩然诗集》校读札记——兼与《四部丛刊》本比勘

宋蜀本是现存孟集最早的版本,通过考察宋蜀本与《四部丛刊》本孟集发现,宋蜀本所收孟浩然诗歌不及《四部丛刊》本精善,并且诗歌题目和诗文存在明显讹误。宋蜀本孟集虽存在这些问题,却因其最接近孟集原貌又弥补了《四部丛刊》本的不足,为后世孟集的校勘整理工作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异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佛学家眼中的王国维——王恩洋《王国维先生之思想》的意义与版本

20世纪30年代末,佛学家王恩洋出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一书,从佛学视角观照王国维的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在人生哲学上,王恩洋指出王国维死于信仰终不可立,为王国维死因研究开一新视角;在艺术哲学上,王恩洋对中国艺术的乐天色彩、解脱与艺术之关系等问题有独到的阐释,弥补了王国维认识之不足。目前诸种图书目录对该书的版本著录均有误,而版本认识不清是学界低估此书的表征之一。     

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

安大简《仲尼曰》是一篇以修身为仁、谨言慎行、亲善任贤、求为君子为主题的孔子语录文献。行文多以“君子—小人”“善—不善”“仁—不仁”等对比的方式呈现，凸显孔子对古圣时贤及弟子的评价，为凝练主题，强调文本整齐性、简洁性，该篇应对来源文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因此可以将《仲尼曰》看作是一篇围绕孔子言论进行的主题文献摘引，这也说明其成书时间不会太早。该篇内容多可与传世文献比照，对解决《论语》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瓦尔登湖》对《四书》的引用和悖离

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对梭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作品体现出与儒家思想的深度契合。然而有西方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非常有限。要厘清这一问题,就需要进入中英文的具体语境进行考察。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共有十处引用了《四书》,分析《四书》原文和英语引文的内涵和目的,就会发现梭罗毫无例外地抛弃了这些儒家语录原文所携带的儒家思想,而是将其改头换面,用来表达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瓦尔登湖》的英语引文和《四书》原文的涵义和目的经常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中国学者往往将梭罗的英语引文默认为《四书》原文,利用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脑补了很多《瓦尔登湖》中并不存在的思想,与只能凭借英语引文的西方学者相比,其结论必然大相径庭。一旦将《四书》引文置于《瓦尔登湖》的英文语境,就会发现梭罗对中国儒家语录的引用,并非为了表达对儒家文化的亲近或认同,而是为了利用中国《四书》古典、异国的情调来达到点缀、修辞和美文的效果。     

《石头记》庚寅本考辨

从外证、内证、理证、旁证、反证等方面作综合考辨,可以肯定,新近发现于天津的庚寅本,确是一个《石头记》清代抄本。庚寅本之发现,不仅填补了"脂本"乃至"佚稿"之文献空白,也为现存版本考证鉴定提供出十分重要之学术依据,为"列藏系五本"乃至整个《石头记》版本源流考辨梳理提供出极具价值之文献参照。从版本研究史之角度观,庚寅本之发现,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甲戌本、"庚辰本"发现以来红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文献收获。     

银雀山《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互证

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多从中考查汉简反映的战国时齐国土地制度、粮食产量、法律制度,亦有从词语角度进行研究者。《十三篇》中《王兵》篇的内容分别见于《管子》中《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以《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作比对,考察《管子》版本的流变和乾嘉以来学者研究《管子》的成就,可以发现汉简《王兵》可以校正《管子》版本流传中的讹误,《管子》传世本亦可以帮助银雀山汉简的释读。     

《庄子阙误》所载《庄子》八种版本考

《庄子阙误》载录唐至北宋中期《庄子》八种版本的异文,对探讨监本《庄子》的形成和影响、唐宋《庄子》的流传与演变及《庄子注疏》的形成等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蒋门马认为诸本异文皆是据郭注成疏、句法文意“篡改”或“增补”而造成的讹误,不足为据;将其与敦煌写本和高山寺钞本对比,发现异文中有一部分是有来源的,不是抄校者的篡改。梳理诸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天台本与监本属于同一系统,张潜夫本是以监本系统的本子为底本而成,文如海本与众本都有共同异文,可能曾参校众本,张君房所校三本则互有参考。《庄子阙误》在记录诸本异文时有不少遗漏和不完善之处,包括《庄子校诠》在内的各点校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遗漏的异文见于《南华真经章句音义》,研究和点校时需要加以利用。     

《尚书正义》点校札记

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是目前最通行的《尚书》版本 ,但其中错误很多。不仅阮刻本存在着不少漏校、误校、校记选录不当、刊刻新出错讹等问题 ,用唐石经等 11种本子作参校 ,发现《四部备要》翻印本、世界书局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等 ,也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吕振中《新译新约全书》译本考察

1946年出版发行的吕振中《新译新约全书》译本,是首个由中国人从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直译到汉语的版本,该版本以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所编的希腊译本为依据,尽量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并保持了原文结构。通过对比研究希腊语版和《和合本》(CUV),发现吕振中在直译的过程中有意地采用了多义性的语言,使中国读者对于《圣经》有了更多阐释权。     

《西游记》版本研究小史

《西游记》现存13种版本,典籍所记已佚的有11种版本,共计24种版本;《西游记》的版本研究从鲁迅、孙楷第等至陈新、李时人、吴圣昔、黄永年等学者,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争论的问题则主要集中于“祖本问题”、“朱、杨二本关系问题”和“唐僧身世问题”这三个方面。     

《潜夫论》的版本分歧与王符的道气思想

王符哲学思想的研究，受到了史料分歧的影响。因为汪继培曾对《潜夫论》进行过一次整理，造成了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潜夫论》行世。史料分歧集中在两个版本中《本训》篇的差异上。全面比较汪本与旧本得知：汪本是优干旧本的善本。应该全面肯定汪继培对《潜夫论》整理工作的贡献。王符道气观的哲学史价值，在于“道根气使”思想中所蕴含的由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契机。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版本与成书过程;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形象、思想文化内涵;小说艺术的运用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说评点、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和谐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黑水城《南华真经》写本渊源考

俄藏黑水城文献Tk97号《南华真经》为北宋太宗时期刻本,是目前以“南华真经”为题的最早刻本.现存《续古逸丛书》所收《宋刊南华真经》为宋真宗时期刻本,与黑水城本很相似,两者可以互相校订.黑水城本《南华真经》的发现,对于宋代《庄子》版本的研究以及道家文献在西夏的传播均有重要之意义.     

刘向《列女传》版本考略

《列女传》是刘向晚年编写的一部著作,＂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璧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共八篇。＂他以此书当谏书,＂言得失、陈法戒＂,＂以戒天子＂。由于流传年代久远,关于《列女传》的卷数,众说纷纭,仅宋一代就有七卷本、八卷本、九卷本之别。现存版本大致可归纳为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文选楼丛书》影刻本）、顾氏小读书堆重刊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明正德、嘉靖本、明万历刊本、清《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清三家校注本。文章试以时间顺序对《列女传》的卷数及版本进行梳理,以辨其版本源流。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韩诗外传》版本流变的三个阶段

《韩诗外传》是汉初儒生韩婴编写的经学著作, 但今天见到的《韩诗外传》已非汉时旧貌。结合文献记载与征引情况, 可知在版本流变中, 至少经历过三个较为明确可考的阶段, 即汉代六卷本、隋至宋时十卷本、元代以来十卷本。这三个阶段, 使得《韩诗外传》在卷帙与篇章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对《韩诗外传》进行研究之时, 须将这三阶段的变化考虑在内, 才能获得更加严谨可靠的结论。     

从新发现《永乐大典》本看《诗话总龟》的版本及增补问题

《诗话总龟》现存明嘉靖月窗道人刊本及明抄本，都经改窜。罗根泽先生甚至以为《诗话总龟》后集乃月窗道人所辑。明以前《诗话总龟》到底是何面貌？由于没有发现更早版本，前人难以回答。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其中第八O三卷至八O六卷为月窗道人本《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至卷五十的内容。此本的发现证明《诗话总龟》后集为月窗道人所辑之说是错误的。月窗道人本及明抄本较之《永乐大典》本现存部分多七门，约十卷，计二百余条。《永乐大典》本代表了元明之际《诗话总龟》的面貌，由现存部分可以看出，明人改窜《诗话总龟》旧本的程度和规模远没有前人想象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