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经济精英掌权的辩证思考

由于价值目标和社会流动等因素,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回归乡村,积极介入村庄政治,并且通过竞选掌控村庄公共权力,从而引发村庄权力结构的重组,实现了精英的异向流动。充分发挥回流经济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并克服其弊病,对于保持村庄政治良性运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转型期村庄权力诸因素分析

在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最显著特征是非治理精英权力的突显。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也为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此外,村庄权力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以经济动机为主,渗透着社会动机的目的导向。     

关系吸纳制度：寡头治村与基层民主的变异

寡头治村是基层民主失序的极端形态,分析寡头治村的形成机制有助于把握基层民主建设的难点。在宗族分化的社会基础和开放选举的制度框架下,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自己人关系在精英的权力竞争中被政治化,成为精英的政治支持集团。寡头治村的形成在于寡头个人的能量超出其他精英,且在村庄内构建了笼罩性的自己人关系网络,从而建立稳固的权力基础。在自己人关系网络居于主导的情况下,公共关系变得私人化,在利益分配和村庄治理中,私人原则均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性的制度运作被吸纳,而公共关系的私人化又反过来巩固了寡头的自己人关系网络。在实际的村治格局中,公与私是混合在一起的,而村干部的行为向公的方向还是向私的方向偏移,取决于村干部的自己人关系网络的强弱。     

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一个实证研究——以晋南梁村为例

村庄内部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是研究村庄的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基层权力结构是单一的,权力都集中在公社和生产大队,具有高度的集权性。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农村政策的改变,农村权力结构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一元化的权力格局开始分化和分层,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趋势。这种趋势下村庄权力结构及权力主体之间互动必然也是复杂的、多元的,并且这种结构互动影响着村庄的组织运行、自身稳定和发展方向。本文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并且将研究的视角确定为村庄精英。之所以把村庄精英确定为研究视角是因为他们是村庄权力结构的主体,也是村庄内部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资源下乡、行政化与基层治理困境

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资源充裕地区通过强大的资源能力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进行村庄公共品建设,但却出现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资源使用低效的现象。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从制度、管理、资源、统计四个方面对村庄行政化路径及其表现进行分析,展现行政化对村庄社会的吸纳过程。研究结果发现:村干部受职业化身份、上级强考核监督、规范化资源使用程序的三重约束及村内网格管理体系对村组双层治理结构的取代,村级组织缺少能动空间,村级治理逐渐保守化、消极化,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因此,要探索村级治理中行政化的限度,使其形成与自治的均衡关系,以实现基层善治。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城中村土地制度问题本质及其治理路径

土地制度问题是城中村现象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国家对集体土地既可以全部征收,也可以部分征收,这是城中村产生的重要制度原因,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控制。城中村改造是马克思关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到国家所有制过渡的标准形式,关键问题是集体土地征收。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集体土地征收情况不尽相同,土地征收过程有其内在的规定性要求。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对集体土地实行国有化,集体土地国有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于土地补偿款村级留存问题的法律思考

土地补偿款依法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村级留存比例反映了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之间土地补偿款分配的利益博弈，这场利益博弈的本质是村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实践中，许多地方的村民利用“一事一议”的优势制度安排，以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法律形式否定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的留存权，将土地补偿款“分光花净”，导致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弱化，服务村民的职能日益衰弱，以至于在严重的旱灾面前，丧失了组织乡村抗旱的基本功能。文章针对问题的成因分析，提出了解决土地补偿款村级留存问题的法律对策。     

嵌入性政治对村落经济绩效的影响——小岗村的个案研究

当我们分析和解释村落经济的变迁过程时,不能仅仅考虑单纯经济行为逻辑的作用,还需要考虑社会系统中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小岗村是中国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村落经济从自给自足走向崩溃,其原因是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嵌入性政治,它破坏了村落经济的原有基础、社会关系和个体自我谋生手段。“大包干”标志着农民摆脱了嵌入性政治,获得自主选择权,从而复活了村落经济。     

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

立足村庄社会基础，从土地的社会生命、价值属性和制度实践出发，阐释土地秩序的弹性，揭示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土地秩序定义了土地价值实现的路径和空间，凝结并沉淀了厚重的村庄生活政治内容。集体土地制度实践通过嵌入土地秩序的社会历史脉络，彰显了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促进了村庄秩序整合与土地价值实现。以土地秩序作为政治分析的起点，在真实具体的乡村社会和制度结构中还原土地的政治社会学意涵，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政治的研究视域。     

作为利益诉求手段的农村土地冲突

因征占引发的农地冲突日趋多发,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之一。本研究在对学者观点进行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从冲突功能的角度对农地冲突的本质进行全新诠释,研究认为,农地冲突实质上是农民实现经济利益诉求的一种手段;对现有农地权利的经济利益而非农地权利调整的诉求,才是当前农地冲突产生及农民不断进行抗争行为的根本动因。因此提出解决当前农地冲突应立足于乡村治理关系的改善和基层政府治理成本的降低上,而现有基于土地产权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的解决思路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     

新时期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广东南海“政经分离”模式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农村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不断累积。在此,广东南海一直处在制度与体制改革创新的前沿。“政经分离”是南海探索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和研究这一新生事物对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村发展深层次问题具有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回族农村的"权力文化网络"——云南沙甸和谐社会的政治人类学研究

根据美国社会学学者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分析模式,当前对云南沙甸这一典型回族农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进行个案研究,是政治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在云南少数民族社区中具有典型意义,体现出村寨政治、经济和宗教三方代表的权力主体在共谋互存以及发展中的结构关系.     

“穷人经济学”的公私权博弈：农地权的分析范式

“穷人经济学”对三农的人文关怀在我国的“异化”,实为公产公权与私产私权在农地和农村经济决策上的利益博弈。基于历史变迁的轨迹和现有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农地使用权物权化及其立法完善是现实路径。     

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评析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和经营。但进入清代中叶以后,我国人地比率已下降至"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破产和瓦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长期实行以自然村落为单元"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其所隐含的"集体成员权平等"和"产权虚置"的农地平分机制,导致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当今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各级政府应当抓住这样的历史性契机,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并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