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自治

当代政治学所讨论的社会自治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范畴,它是作为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内容而被提出的。对于这种社会自治,不能够从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它,才会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找到正确的道路。社会自治的运动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但政府却不应当参与这种社会治理活动。社会自治将是一种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治理,是人类社会治理方式发展的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

合作是人的社会实践中的普遍行为,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共同生活都会造就出一种合作精神.但是,工业社会把人类的合作异化为协作,官僚制就是典型的协作体系.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合作治理"模式的成长中,提供了人类合作精神再度出现的契机.未来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     

合作社会理论的构想——评罗尔斯的社会合作体系

近些年来,在理论叙述和学术探讨中,"合作"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包含着人们对合作社会的向往.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恰恰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必将走向合作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可以看作是合作社会到来的契机.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理论或学说中,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对合作问题作出最集中探讨的篇章.但是,在罗尔斯关于合作的探讨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怀疑的立论,他的许多概念以及诠释合作的叙述都是值得商榷的.     

论社会风险的秩序化治理与秩序化风险的合作网络治理

现代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秩序化是传统风险治理的根本,国家是有组织的秩序化风险管理中心.由于秩序化内在的不完整性,其过程本身也会产生风险.此外,风险社会的来临也给传统的单中心统治国家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惟有推动秩序化从传统的单中心统治走向现代的多中心治理,建构以政府为中心的第一部门、以企业为中心的第二部门及以非赢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为中心的第三部门之间的新型双向沟通的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才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合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博弈分析

在合作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合作与竞争、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作为独立的利益体,各主体间必然存在相应的利益分割。因此,各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基于演化博弈论的思维构建起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社会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设置相关的博弈参数,具体分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在演化博弈结构下的关键环节与策略选择,进而可以寻求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非传统安全的区域治理与上海合作组织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现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上海合作组织其实是适应安全地区化态势的一种新型区域安全共同体.作为新世纪在欧亚地区出现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它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巩固和发展了结伴而不结盟、大国小国平等协作的新型国家关系,并逐步发展为一个以多边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谋求地区共同安全的新型区域治理机制,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在中亚地区共同推进"和谐地区"建设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     

论污染环境行为的刑法治理

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思维定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重视生态环境法益和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财产及公共利益的协调保护,加强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按照这种思路,我国《刑法》应当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独立出来,设置"危害生态环境罪"专章,并适当增设一些污染环境犯罪的新罪名,严密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应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充分发挥罚金刑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制作用,增设资格刑,对污染环境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或者特定经营活动的资格予以暂时或者永久性的剥夺。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多元治理机制

以法治现代化为基础的多元治理机制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在环境污染案件频繁发生的当下,可以将其运用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治理当中。在基于法治框架下的共治网络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主体积极合作、协商互动,采取多种有效方式积极驱动,实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评价指标的多元化,促使企业充分、及时、真实地披露信息,形成新型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治理机制;使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治理充分体现公平与正义,各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更有效率,评价体系更具科学性,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模式:反思与探索

作为一种当前备受推崇的新型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诸多困境与发展瓶颈.剖析合作治理的内在缺陷及所处困境,可以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即通过提高合作治理能力、优化合作治理结构、建构合作治理机制、培育合作治理文化等措施完善合作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学习型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中国当下的境遇呈现出现代性追求、转轨(从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后现代性三者的缠绕状态。现代科学知识和它支撑的国家威权一并衰落,导致伦理亏空、价值观丧失、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困难重重,社会冲突缺少化解机制,现代国家日益面临合法化危机。对话、交往以求在各种矛盾歧异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中达成最大可能的“交叠共识”,以及从传统中寻求智慧才是可能的出路。这期间,个人和公民社会尤其是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府的构建就是新形势下寻求合法性的一种有效的努力。     

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研究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深刻莫过于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与改造.从长时段看,它是应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解体溃散,社会危机持续加深的产物.此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因此以“结构”为研究视角,探究20世纪50年代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形塑,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构建和谐社会与多元社会治理

实现多元社会治理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对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必须立足国情,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及建立多元主体治理责任分担和良性互动机制,以此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