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效率行为分析

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依据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一定的技术、环境、制度背景下，这种非效率行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理性非效率行为具有六大特征。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契约宪政与社会和谐

契约宪政是近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法律制度,是限制政府权力,确保民主政治,充分保障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基本制度安排。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事业中,宪政之治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宪政契约,成为确立公民与政府之间和谐关系的总契约,同时也成为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秩序的最为根本的契约制度保障。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 ,试图提出并阐明一个观察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视角 :行政规则制定是一个通过特定法律程序而使不同类型知识得到恰当运用 ,为行政规则提供正当性和理性的过程。文章进而归纳出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两种范式 ,即大众参与模式与专家理性模式。文章认为 ,在价值选择领域 ,大众参与具有知识运用上的合理性 ;而在技术领域 ,过多的大众参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政规则正当性 ,但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无助于知识的合理运用。由于行政管制领域基本上是技术性事务 ,在一般情况下 ,专家理性模式应是优先适用的规则制定模式。当然 ,为了防止“专家专制”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计算 ,大众参与又是一个制约专家权力的机制。涉及中国当前行政规则制定过程 ,由于行政权力的组织和行使依然存在着高度集中化和非职业化的态势 ,本文倾向于首先从行政组织自身“制度 /结构”合理化以及行政专家职业伦理的培养入手 ,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促进专家理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来增强规则的正当性。     

霍布斯:理性与社会秩序

理性是启蒙时代最根本的方法论特征。霍布斯把国家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看作是人经由理性审慎思考并运用理性能力设计的结果 ,从而否定了神权国家理论。但是 ,霍布斯的理性秩序观也面临着自然状态证成困境、社会契约中的平等悖论、社会秩序设计的乌托邦取向等诸多理论局限。一方面要相信并运用理性 ,积极设计社会蓝图 ;另一方面要认清理性本身的局限 ,不能把社会秩序的设计变成“乌托邦”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

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调整行政权力结构,合理配置行政权力,在纵向上实行行政权力的层级化与法律分权,在横向上实行行政权力的综合化配置与平面化构造,以改变行政权力在纵向上高度集中与横向上过于分散的状况.同时,必须建立与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相对理性和巩固行政权力合理配置的成果,推动行政权力配置进入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以法律的权威性、理性和稳定性保障改革预期目标的实现.     

中国改革的历程与“契约社会”的构建

自法国伟大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问世200多年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条总的线索是：之前或之后的人类文明史充满了坎坷与磨难,但是,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文明与理性的追索始终没有停止过。今天在经济、制度、文化的理解和变革等方面,全世界都处在从身份到契约这样一个重要的文明转型的坐标点上,即便是最早将权力与自由的契约写进《自由大宪章》的英国也没有穷尽契约的深刻内涵。人之为人,基于个体记忆的血缘或身份不可能轻易丢弃,然而基于社会理性的契约,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却愈来愈彰显其生命力。在这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契约化改革的实践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财政支出法建构:一个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广泛介入现代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与权力性,因而需要由法律加以规定。在有关支出的法律谱系中,预算法关注财政支出的决策,财政支出法规范财政支出的实施。鉴于实施中的广泛裁量空间,财政支出法不应被视为仅有工具价值的行政手续,而应成为具有内在价值的财政过程。财政支出法赋予的程序理性和预算提供的实质理性,共同构成支出的正当性基础。因此,财政支出法制度建构的关键在于通过理性的程序设计来减少恣意,具体表现为以参与性为核心、以公开性为前提、以救济性为保障。我国的财政支出法较不完善,演进动力也不充分,较为现实的路径是先制定统一程序的行政法规,或"借力"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立专章,条件成熟后再择机制定《财政支出法》。     

愚昧之徒遵守契约是理性的吗——从霍布斯的契约论谈起

霍布斯式的契约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与遵守契约相比，不遵守能够带来更大收益，追求自身利益增长的愚昧之徒还会遵守这种契约吗？霍布斯认为，愚昧之徒遵守契约是理性的，理由是遵守契约的长期收益会压倒破坏契约的短期收益。这种理由与他对理性人的心理利己主义的预设相冲突。如果能对霍布斯的理性概念进行合理限制，并且假设愚昧之徒违反契约的行为能够被察觉，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他遵守契约是理性的；即使愚昧之徒违反契约的行为不被察觉，基于对可能受到的惩罚的考虑，他也仍然有理由遵守契约。     

论行政契约撤销制度的确立

行政契约的撤销,是行政契约法律效力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我国行政契约法制时必须予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确立行政契约撤销制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行政契约在实现法定行政目标方面的积极功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规范人民法院对行政契约的司法审查,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保障行政契约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均衡。     

行政审判权的理性配置

司法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是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根基.中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的权威性令人堪忧.行政审判的特质要求树立法院的较高权威.现行立法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的配置存在着缺失.应赋予人民法院违法推定权、强制被告必须答辩并必须提交证据权、强制被告必须出庭权、单方释明权、程序选择权;强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力和对法庭秩序维护的权力.只有理性地配置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才能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制度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的功能.     

经济理性、生产制度与现代权力的本质——福柯现代性思想初探

权力分析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思想的基本主题 ,也是福柯思想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福柯权力分析的方法论创新入手 ,着重从现代社会经济理性和生产制度的角度 ,探讨福柯对现代权力本质的分析和认识 ,揭示福柯现代性思想的创造性与局限性。作者提出 ,福柯所研究的现代权力形式 (即规训权力 )不仅是体现现代经济理性的生产制度的产物 ,而且按照经济理性的要求 ,通过一系列的隐蔽机制实施着匿名的统治。透过福柯思想的权力主题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重新审视现代性的重要切入口 ,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平衡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政制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达到理性平衡,是关涉国家权力规范运行和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农村政策的选择

农民"非理性行为"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农民行为看成"非理性"的原因,或者是将理性行为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对农民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缺乏了解.所谓的中国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农民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政策应当努力解除农民所面临的制度约束,避免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     

唐代文官制度特征的现代诠释

文官制度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王朝盛衰的主要因素,唐代是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典型代表.用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方法分析传统吏治,得出其政治与行政混合不分、理性与非理性混杂的特点,简析两特点在制度、人文精神上的表现,并指出其优劣之处,以供现代吏治者从本土文化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论制度认同

制度能否得到遵守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即权力强制、意识控制和公民认同。公民对权力强制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这种恐惧进而影响着或改变着对制度的认识;意识控制可以使人对制度产生“定向性”的认识,即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利的一面被遮蔽。随着技术和民众素质的提高,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对称性,权力强制的正当性首先必须得到证明、意识控制在技术上已不再可能,它们的作用空间就不断被压缩。现代社会,只有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制度才能达到自觉遵守,因为它的主张能够通过公民的理性辨识得到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