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成熟与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

制度成熟是一个绝对性与相对性内在统一的概念,制度成熟的理论型构可从价值性能、治理功能、结果效能与生态适应等维度渐次展开。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表现为:一方面,制度成熟奠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制度存设的工具价值即在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遵循了结构功能关系的原理,制度运作的实践趋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渐进成长;另一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映射制度成熟的高度,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展现制度设计的完善,治理能力的优劣体现制度运作的目标,治理能力的绩效反映制度优势转化的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改革、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唯有实现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均衡适配,促进制度成长与能力增进的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     

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探析

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特殊治理单元,其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是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边疆民族地区营造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更是边疆民族地区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必然要求,为边疆民族地区全面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中,要不断突破历史传统、社会关系、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制约因素,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实现政府有效治理。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城市基建的有效监管

首次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分析了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投资监管问题,认为该领域的监管改革夯实了制度优势,而有效监管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出发,梳理出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形成有效监管需要关注的五大核心问题：监管行为是否规范化、监管动力是否内生化、监管过程是否交互化、监管信息是否透明化、监管主体是否多元化,并围绕核心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现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投资有效监管的政策建议。     

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基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从生活贫困到能力贫困的判断,扶贫工作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能力指向,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已经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方向。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贫困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并从能力视角,对典型区域农村贫困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能力缺乏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聚焦于能力建设。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贫困家庭和人口的社会认知、风险防范、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信息利用、社会参与和要素流动等能力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变革生存方式、扩大对外交流、引入外部要素、优化政府介入。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乡村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农业税费取消以来,乡村治理开始发生新的转型。在乡村治理体系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乡村治理体制的标准化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制度化等两种实践样态;在乡村治理能力转型的过程中,凸显了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技术治理能力等两种实践趋势。从本质上看,乡村治理转型是国家整合乡村的过程,由国家自主性、工业城镇化发展及"三农"的现代发展等共同作用促成。由于我国国情和乡村社会的实际特点,乡村治理转型并非要消灭乡村,而是要实现乡村振兴,这就对当前的转型带来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反思:从实践上看,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应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活力,乡村治理能力转型应突出组织农民并推动其参与乡村建设。从理论上看,乡村治理转型代表的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须重视国家整合和乡村社会的自治功能的双向互动。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可从概念、关系、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厘定与考察。就政府责任的概念而言,其包括行政宪制责任、行政治理责任、行政行为责任三个在结构与功能上内在关联的复合层次,最终统一于行政法治。就"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而言,"共建共治"要求这三元治理主体之间应互动协同,政府责任体系必须置于治理格局之中,通过化解诸多法治风险予以重构。就政府责任的落实方法而言,应遵循"责任法定"的基本原则,依归法治方法,使政府既能回应蕴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的责任嬗变,又不失蕴含于依法治国方略之中的行政法治本色。     

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的路向

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软治理应该成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重构的主要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元宇宙数字资本的生成逻辑与风险治理

数字资本竞争的加剧,推动资本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催生元宇宙数字资本空间新场域。元宇宙的本质是数字资本的空间扩张、底层生产扩张与国际资本扩张,促进资本对空间的创新利用,扩大资本再生产并提高资本增殖能力。就空间与资本的关系而言,空间可以脱离资本而存在,资本却无法脱离空间独自增殖,资本的扩张须以一定的空间为其物质性载体。空间要素资本化与资本空间化是元宇宙数字资本扩张的显著特征。元宇宙的发展与生产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推动现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虚实相融”是数字资本生产的新业态。然而,元宇宙在提供数字资本发展新空间的同时,也暗藏资本无序逐利所招致的诸多风险隐患。面对元宇宙中未加规制的“蓝海市场”以及未曾开发的潜在高额利润,元宇宙可能成为数字资本剥削的新工具,发达国家或将借此扩大自身与数字弱势国家的“脱轨”,实现在元宇宙中的数字霸权与话语支配。在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和元宇宙的同时,主动进行数字资本风险管理,是元宇宙数字资本风险治理的辩证法。基于此,对元宇宙数字资本的前瞻风险治理,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统一有序、资源合理配置、发展集中力量等方面的固有优势,有效管控伴随元宇宙而来的工具性风险、脱轨...     

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元治理”的内涵及其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事务管理,不再是建立在和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而是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和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协同。由此,消除三种治理模式的对立冲突,促进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互补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治理的治理即元治理)需求。政府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的元治理的唯一主体,主导了新的元治理角色和职能。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西方政府主导新的元治理的角色和职能对我国政府治理改革有着一定的启示。     

论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意义与价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为基础,国家治理能力以法治为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规则载体的法治体系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国家制度协调运行的保证。法治所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所必须依存的规则。法治本身所特有的组织管理、规范校正、惩戒救济、激励引导功能可以协调平衡不同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借助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引导,整体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创新

政府能力建设是当前推进我国政府改革的一个新的着力点。加强政府能力建设要在突出公共责任取向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政府机构的运行效率。当前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应将目标定位为有效政府,以改善政府管理的综合效果为目的,并通过公共治理创新跳出过去仅仅从政府自身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狭隘思维,将政府改革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思考。     

地方立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依托和重要路径,也为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提供必要支撑和试验探索。随着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重新分配,需要从国家制度图谱、立法授权边界、地方治理需求等方面的要求出发,系统梳理和把握地方立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在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的同时,减少地方立法冲突,增强地方治理的制度共识。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立法应在领导制度、主导机制、立法与改革的协同机制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体制机制等方面作出改革和完善。     

从反思到重塑: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完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具有正当性。多年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取得很大成就,但依然存在立法工作不协调、不适应以及法律缺失、法律修改与解释工作跟不上等问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应当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在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修复、自然资源保护与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制定立法新方案,并总结立法经验,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改进立法工作方法,为全面提高环境资源立法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