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性论的解释困境

儒家思想的架构离不开人性论预设,其人性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性善性恶并存,最终牢牢确立了以性善论为主流。人性论为儒家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而为了寻求理论的合理和完善,这种人性理论是否存在内在矛盾?理论是否存在相互紧张、冲突的解释困境?这是本文欲加以讨论的主要问题。     

论儒家推己及人的人性论根据

自孔子总结并阐释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后,儒家学者就一直试图在人性论上对推己及人的合理性作出理论论证。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宋儒理学家的天理论或心学派的良知论,抑或戴震的自然情欲论,都未能真正科学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皆因其抽象性和先验性而存在各种缺陷。当然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认识价值和对推己及人合理性根据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意义,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绝于时的长期探讨和宣扬,才使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的优良传统。批判地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对于处理现代人际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概述徐复观对“孔子人性论’’的定位与评价

文章旨在概述和评价徐复观对“孔子人性论”做出的定位与评价。徐复观一方面将先秦儒家人性论史体系看作孔子人性论的展开和完成,另一方面从孔子人性论的角度论衡了孔子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这两个纬度的定位是孔子人性论研究和孔子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     

论朱子学视角下的恶之无根

因人心之危,一念之差极易朝人欲放纵;气质之遮蔽在一定程度上亦使得天理不能直遂、朗然地充分展现,可能导致人更容易为恶。前者是从发动机制上来说,后者是从影响因素上来说。然人心并不等于人欲,气质之恶是可变可化的,两者均非恶之根源,并不必然导出恶。而察人欲之所出,会发现恶是出于己私做坏了的欲,为受欲望牵引而反善性、后天旁逸斜出者,恶实为一有原因却无根据的物事。又,恶虽无伤于本体之善,但私欲长一分,天理便消一分,人终需加克治之功以去恶存善。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社会观与人性论:涂尔干社会整合范式的前提预设

18、19世纪的法国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态,为此,保守主义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都主张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根本性的批判与改革;与之相反,涂尔干从自己的社会观与人性论出发提出以理性化的世俗道德重建法国社会的道德体系。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

以唐君毅、曾昭旭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从理、气与授、受理解船山人性的内涵,并依此诠释船山人性中不善之来源,认为"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不善也源于此"授受"之际。在此基础上,人当继天道以立人道,最后归于人文化成之世界。在与宋儒的比较中,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凸显了船山人性论的卓绝,他们期望借船山上下、内外贯通的人性论来开启道德主体的外通之路,进而走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困境。     

从《北溪字义》看儒家人性论的演变

朱熹弟子陈淳留下的《北溪字义》一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范畴研究的典范,其中关于人性问题有许多讨论,涉及到人性的定义、性质、内容、功能和人性理论的历史演变等多方面问题,为我们了解儒家人性理论的演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也有助于解决我们当今有关人性问题的一些学术争议。     

析董仲舒人性论的名性以中

董仲舒人性论的名性以中,不以上、下之说,这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答的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站在把握儒家人性论发展逻辑的高度,就可以看出,名性之性与上、中、下三性所言之性,是两个不同的性观念,前者适合于整个人类,后者只适合于人类中的特定人群,分属于儒家人性论发展史上的性同一说与性品级说。名性以中将二者混淆不分,是造成董仲舒人性论研究长期异说纷纭的症结所在。厘清董仲舒人性论的这一混淆,对哲学史的相关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荀子的气论思想及其逻辑展开

荀子的气论思想在逻辑上可分为两个序列：“自然界之气-万物-人身”与“血气-情（欲）-人性恶”。在这两个序列中潜隐着重要蕴义：自然界之气与生机（神、神明）之间的关系;血气与情欲（心理与形躯相结合的欲望状态）之闻的关系。“心”是这两个序列的交汇处,心与前一个序列的沟通,展开为“化性起伪”、修身成圣的工夫进路。心向后一个序列的倾斜,展开为心为情欲所染、心为形躯所缚。人性恶的常态体现。     

张载“气本论”的伦理学归宿

张载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他在由气本论向伦理学转变的不自觉过程中,对宋明理学人性伦理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张子正蒙注》管窥船山"气"的层次

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的气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张载的"气"思想;一方面又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他对"太虚"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气的层次结构.船山取消了"太虚"的超越性意义,以"气"作为终极根据,所以说船山坚持了彻底的"气本论".船山明确地将气区分出层次结构,即"太和之气"与"成形之气",并由此来说明至善的根据、恶的原因等.然而,由于船山混淆了 自然的善恶与道德的善恶,其理论内部表现出一定的模糊与矛盾,也因此带有一些理论困境.     

老子气论及其对《内经》医学的影响

道家哲学对中医学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尤其明显的是老子和《内经》两大学说关于“气论”的思想。老子在哲学史上首开“气一元论”传统 ,而且他提出的气、精、神等范畴以及阴阳不离的平衡协调观念完全被《内经》所接受 ,成为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原则     

基于中医学理念的我国传统中和思想

以“中和之气,以治百病”为核心思想,以“启阴感阳,人乃自生”和“四诊会参,复方治疗”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学理论,渊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植根于传统中和思想。     

红军长征中根据地建立计划的演变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其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最后选择在陕北,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     

竹林寺传说的演变——文言小说史中佛教传说的儒道化现象研究

源于佛教的竹林寺传说,分为访圣与海岛圣寺两种类型,其出色的艺术成就与良好的宣教效果,使其于文言小说史中辗转流变而蔚为大观.原本佛家以海岛圣寺的传说来神化疯僧形象,后此情节被借用来神化世俗中的权贵人物;再进一步发展到以道教的蓬莱仙境替代佛教的竹林寺,以谪仙之说来神化帝王将相;后世儒生们亦仿竹林寺创造了经香阁、文明殿,用以神化孔孟,排击异已.而竹林寺传说的演变史,也折射出文言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规律.     

气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与文论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

日本的“氢”字不仅仅是对中国之“氨”的简化,它也包含着对中国之“气”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系列混乱现象的整理与超越意识。日本之“气”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代表了对中国之“气”理解与接受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け（ke）”表现的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之气的抽象性内涵的接受惶惑;“き（ki）”则将中国之“气”这→宇宙天地人生的本体概念,具象化为人生化、情绪化的具有描述与形容功能的词,并衍生出数量上远远超过汉语的“气”字词组。从语义的角度看,中国之“气”经历了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有形的云气之气（天气）→抽象的元气（宇宙本原之气）→人之气→文之气;日本之“气”则有“云气之气→可感知的神灵之气→人之气”三个阶段,它解构了中国之“气”的抽象化、本体论的性质,但未能实现从“天气”、“人气”向“文气”的延伸与转换。因而,与中国古典文论“以气论文”的“文气”论的深厚传统有所不同,“气”在日本文论中使用较少,且概念化程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