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维度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它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宪政可以从三个层面,即宪政理念、基于宪政理念而设计并运行的政治制度以及宪政运动来理解。政治文明和宪政紧密相联。当代人类社会追求的政治文明应当是宪政下的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宪政、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的关键是党的领导法治化。     

从政治理性到宪政理性:一个政治文明演进路径的分析

本文从宪政的视角考察了政治文明的演进路径.认为政治文明开始于人类建立了政治理性之后,即建立了政治对人类自身及其分散的强力的控制与垄断权,以此来建构秩序的理性,政治理性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有了基本的秩序前提.而政治文明的持续健康的自然生长并不仅有人类的政治理性就能自足.宪政理性的建立就是为政治自身建立理性的标尺,以成就政治文明的持续健康生长.在政治为人类文明提供了理性的发展基石之后,宪政成就了政治的理性.因此,宪政带来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的范式追求,其基本洞见是,宪政疏通了政治的理性,从而增加了政治国家构建秩序的能力.从政治理性到宪政理性是政治文明持续健康生长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层次性

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以宪法治理国家。宪政是先进的仁人志士对符合人类理性和进步政治制度的描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所决定,社会主义宪政在中国的完全实现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为了明确宪政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宪政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区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这样的层次性。     

社会变迁与宪政制度变迁的关联——基于美国的历史考察

宪政制度是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社会持续不断地变迁，必然会促进宪政制度或快或慢地发生调整、重组或更替。社会变迁是宪政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宪政制度变迁也必然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并反作用于社会变迁。     

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一种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诠释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有着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宪政功能。历史表明,近代西方国家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代议制在私人的经济与公共的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实现了协调互动和良性合作。从宪政史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制约政治国家的宪政工具,而其内在机理就在于通过对国家财政公共化的组建和监管,来确保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有限性和责任性等宪政品质。     

论宪政设计的可能性及其理论预设

人类社会可以通过政治设计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而宪政设计就是一个实现人间至善、建立美好现代社会的基本途径。人类具有主体性,政治具有向善性,这就使得宪政设计成为可能。进行宪政设计必须遵循一些理论预设,那就是关于人性的幽暗意识假定和关于权力的必要的恶的假定。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人权意蕴

新民主主义宪政以实现全民性的民主政治为人权目标,针对中国社会阶级明显分化的现实,提出了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崭新理念;新民主主义宪政也为保障人权的实现进行了相应的政治秩序建构,事实上初步构建了让各阶级(阶层)各得其所的政治秩序,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从人类宪政文明的大视野中认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人权价值及其时代局限,这对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权威产生与延续的合理性、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政治权力运行的合理性、政治权威与人民相互关系的合理性等问题。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类型是人治政治和法治政治,宪政问题则是从人治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变的关键问题。宪政的基本内容一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的行为;二是运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我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来造就法治政治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和政治土壤,同时将法治成长的过程同民主成长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实现宪政奠定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博弈分析

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是在国共联合抗战的背景下,在双方有限合作的基础上,国内各派政治势力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改善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一段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但由于国共合作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决定了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宪政: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从人类政治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通过宪政的普及和进步来推动的,宪政的实质内容与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契合的,政治的文明化与宪政建设是一个内在的统一过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制定宪法并切实实施宪政是一切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宪政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宪政发展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之路,以此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宪政的历程和经验

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 Politics),就是立宪政治的简称,指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宪政是以民主和法制相结合,即以民主为基础、民意为依据、宪法为准绳,构建国家政府,治理国家社会。宪政是近代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它在消灭封建君主专制、推进人类社会文明方面,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当然,相对于社会主义宪政,资本主义的宪政毕竟又有其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能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促进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本文拟就英、美、法、德、日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定宪政的历程和经验作一探讨,以求从中得出可借鉴之处。     

论梁启超的宪政学说

梁启超认为:宪政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以议会制度为体制外壳,以国民的支持和舆论的声援为后盾,其精神特质在于控制政府权力.在宪政方案的选择方面,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也并非只有优点而无弊端,也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政体,一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必须与该国的国情和民情相适应,并且受一国国民的素质和能力的制约.在宪政的路径选择方面,他反对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不可能造就立宪政治,而只能是新式的"武人专制".     

政治文明的建构底蕴

政治的文明底蕴在于政治起源于人类对文明生活的企盼,政治的目的是营造文明的社会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现代政治文明的架构趋向:作为基石的宪政文明、核心的法治文明、关键的制度文明和表现形式的程序文明。     

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的演进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进程来看,政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中的重要成果,是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政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当代中国必须立足我国的具体实际,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和宪政建设的有益经验,在政治文明建设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之路。     

宪政:更高形态的民主政治

的:民主强调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强调的则是对权力的限制;民主的重心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宪政的重心则在于对公共权力的有效限制;宪政固然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基础的,但宪政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民主政治,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民主政治。     

政治文明的建构底蕴

政治的文明底蕴在于政治起源于人类对文明生活的企盼,政治的目的是营造文明的社会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现代政治文明的架构趋向作为基石的宪政文明、核心的法治文明、关键的制度文明和表现形式的程序文明.     

现代化进程中的宪政问题——对宪政与社会关系的一点思考

一 尽管人们对宪法的起源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宪政与民主政治有着深切的关联,这是至所公认的。联系到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的变迁和现状,我们还可以透见到,宪政与民主政治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之间内存着一种互动的逻辑关系。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作为现代文明核心的宪政最早不是产生在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也可以说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虽然达到了古代世     

宪政刍议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解剖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权威

政治权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保障,在人类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类型。目前学术界往往把法理型权威作为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权威模式,而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威建设也简单的归结为法理型权威。本文就针对这种看法指出了宪政权威与法理权威的区别,并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权威的理论构想。     

宪政界说

作者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各种论述，提出了宪政的定义为：宪政是以宪法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并辨证地分析了宪政与宪法、宪政与民主政治、宪政与法治、宪政与人权的四对关系，指出了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和维护的，宪政是判定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尺，是实现法治的基本依托，是法定人权向实有人权转化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