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朴对雨果作品的译介与接受

本文介绍了近代文人曾朴对法国作家雨果作品的译介与接受,探讨了曾朴创作所受雨果艺术经验的影响及其对文本的独特处理。曾朴对雨果作品的情有独钟缘于他们政治理想、文学观念及个性气质的契合。     

容纳外界成分，培养创造源泉——试论雨果对曾朴的创作影响

曾朴是中国清末民初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他的长篇小说《孽海花》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他对法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堪称近代中国之最。在法国文学众多名家中,他对浪漫大师雨果情有独钟。据所见资料统计,曾朴所译雨果作品共19种,其中长篇小说《九十三年》(今译《九三年》)、《笑的人》(今译《笑面人》)2部,戏剧《欧那尼》、《枭欤》(又译《吕克兰斯鲍夏》)、《银瓶怨》(又译《项日乐》)、《吕伯兰》、《钟楼怪人》等12部,散文《歌那尼出幕的自述》、《恋书的发端》2篇,诗歌《童》、《愤激》、《我的恋书》3首。可见,曾朴是近代中国译介雨果第一人。“选择各时代、各国、各派的重要名作,必须遄译的次第译出”是曾朴从事翻译的基本主张,“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作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是曾朴的创作原则。因此,他译介雨果,也师从雨果。对雨果的广泛接受和借鉴成为曾朴创作的重要特色。在曾朴的作品中,读者时常可以窥见雨果精神的存在。雨果对曾朴的创作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不仅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创作领域,而且深入到题材、主题、创作方法、艺术手段、表现技巧等方面。     

雨果作品在旧中国的译介和研究

雨果是20世纪初较早为中国翻译界所关注的外国作家之一,本文对雨果作品在旧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做了比较详尽的梳理。     

论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创作思想发展轨迹

以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为线索 ,分析论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发展轨迹 ,历史地肯定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价值 ,也指出了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苏曼殊翻译实践述评

苏曼殊是广东珠海人,也是中国近代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在诗文创作方面硕果累累;在文学翻译方面,包括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的、印度文学的译介,成绩斐然。通过深入了解其译作特点及翻译思想,可以发现,他确实是一位能与严复、林纾齐名的近代翻译大家。其翻译选材,经历了从表现功利性的政治文本到追求人性的艺术文本的转变,其翻译风格则着重表现在他善用旧体格律诗来表达译文。     

曾朴的译著及版本

本文介绍了曾朴的译著及版本,指出曾朴不愧是近代译介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雨果的《克洛德·格》浅析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几乎漫步了整个十九世纪,他在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写作,是十九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杰出的代表作家.青少年时期的雨果在政治上受到母亲保皇党思想的影响,曾写过歌颂王政和宗教的作品.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特别是一八二四年查理第十上台后,教会和专制政党十分活跃,颁布了一系列恢复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政策,引起了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愤慨,知识分子中间也广泛展开了自由主义运动.雨果在进步思朝的影响下,开始与保守思想决裂.他在一八二七年发表的著名文艺论文《<克伦威尔>序言>》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论文提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即.创作要自由,要描写     

巴尔扎克在中国

中国翻译界对巴尔扎克的译介显现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特点,先是译介他的短篇,后来译介中短篇,数量由少到多,在选择作品时有实用取向,新时期完成了巴尔扎克全部作品的翻译,注重译本序文的写作是中国译者的一大特色。中国批评界对巴尔扎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缩短了他和中国读者的距离,由于左倾因素的干扰,加之一些批评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巴尔扎克受到了误解和曲解,中国读者与他无法靠得更近。新时期,中国批评界突破了过去单一的政治观照的格局,排除了非文学因素,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艺术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使中国接受者得以重新走近巴尔扎克。     

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发生与建构——以《西洋文学》杂志为讨论对象

《西洋文学》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一份纯文学翻译杂志,它在抗战时期文学翻译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不容忽视。既往对《西洋文学》的研究大都聚焦于译介内容的介绍,而对杂志的价值取向、译介主题与译介重点呈现出什么特点,它们如何受到"孤岛"政治与文学地理的影响,则缺乏必要的讨论。"孤岛"时期,《西洋文学》给予了文人译者"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想象,它不仅是一个表述"自我"的话语空间,也是一个张扬时代政治的文学场域。《西洋文学》的译介有效地演绎了在"孤岛"政治与文学话语秩序影响下的文学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特点,忠实地反映了"孤岛"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地理对文学译介的主动干预,也体现了译介主体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     

文学必须追随时代而进步——读雨果的浪漫主义文论

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特别是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根据一定的文艺思想进行创作的,雨果也不例外。雨果作为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公认的领袖和最杰出的代表,不但以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文学创作丰富了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实绩,确立了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以他一系列出色的浪漫主义文论为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确评价雨果的浪漫主义文论,不仅对于了解雨果本人的创作和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究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很有裨益。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雨果的宗教观与创作

雨果的宗教观与创作吴邦文雨果并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他生长在基督教文化土壤中，活跃在基督教又成为热门话题的时代。他的文学发展观、他的审美理想、他的创作实践又不能不受到基督教人文精神的影响。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朋确宣称：一种精神的宗教，取代...     

雨果和浪漫主义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是十九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经历的生活道路是漫长的,这使他有机会看到十九世纪法国的全貌。他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的见证人。雨果有一个信仰不同的家庭,父亲锡齐斯培尔雨果是平民出身的共和党人,在拿破仑时代当过少将省长,平时主张实行宽和政策,战时反对屠杀俘虏和妇女。雨果的母亲苏菲是船主的女儿,在政治上却拥护王权,有保王党人的思想。雨果在这样的家庭里     

文化“走出去”视域下宇文所安唐诗传译之得失分析

宇文所安是精于译诗的著名汉学家。他对唐诗的译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他采用散文体的译诗形式和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翻译唐诗,重构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形象,并构建了唐诗文学史。然而,其译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读误译和过度解读等问题。宇文所安译介唐诗为中国文学典籍英译提供了借鉴,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相关模式研究。     

清末民初域外文学译介的三重过滤

清末民初时期的域外文学译介受到现实政治层面、翻译技术层面和本土文化层面的规范和过滤。现实政治因素支配了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以意译为主要的译介方式使得域外文学失去了原作的面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学作品也会产生抵拒和制约。清末民初译介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域外文学的“中国式改写”。     

邵洵美翻译活动述评

以时间为序对翻译家邵洵美的主要翻译活动进行了梳理,凸显他在翻译史上的独特贡献和价值。邵洵美在文坛上较早地译介了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莎茀;他以主编的《狮吼》《金屋月刊》等刊物为阵地,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唯美主义;抗战期间,他主编的《论语》和《自由谭》的翻译支持了文艺抗战;他建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英美文学翻译,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的翻译集中体现了他对唯美的追求;他的翻译理念,尤其是"文化班底"和"护法"的思想,见解独到,独树一帜;最后阐述了研究邵洵美的翻译活动对还原中国现代翻译的真实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有翅的诗神”——雨果逝世百年祭

一九五二年,根据我国著名作家茅盾的提议,世界各地举行了雨果诞生150周年的纪念活动,今天,我们中、法学者聚集一堂,隆重祭奠雨果逝世100周年。这再一次证明了:维克多·雨果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文学巨匠,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和尊重的伟大作家。他离开人世已经一百年了,他的躯体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他那不朽的艺术生命和追求美好未来的宏伟抱负却永留人间,他的那些传世佳作至今还在世界各地不胫而走,继     

论巴金与雨果

论巴金与雨果孔祥霞维克多·雨果（Ｖｉｃｔｏｒ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锋和领袖，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法国作家之一。雨果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１９世纪，随着法国历史的进程，他在诗歌、小说、戏剧、文艺理论、政治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     

论雨果及其《惩罚集》

《惩罚集》是法国伟大诗人维克多·雨果(1802—1885)创作的一部“充满革命气势”和洋溢力与美的政治讽刺诗集。在这部杰作里,雨果伴随着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别是反对路易·波拿巴反动军事政变的艰巨斗争,悲愤激扬地敲响竖琴的“青铜之弦”,告别了雏燕呢喃的柔曲,唱出了雄鹰搏击的战歌,大步迈进了思想更加成熟、艺术日臻完美的文学创作第三时期,走上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趋于结合的艺术发展新阶段。因此,《惩罚集》在雨果的创作中占居着重要地位。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