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马克思解答"存在之谜"的理路

马克思在对以往哲学的全面批判中,从"国家之谜"的消除、"历史之谜"的破解到"人之谜"的揭示,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解答"存在之谜"的内在理路.这种解答只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解答,绝非是一种冻结未来的最终的解答.因此,毋宁说这种解答只是一种新型的关于"存在"问题的"存在论"假说.     

王维诗史定位的特殊性及其成因

唐代之后,王维的诗歌地位虽有迁移和变化,但始终徘徊在大家和名家之间,体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围绕着王维的诗史定位而引发的各种纷争成为明清时期王维诗歌接受史中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明代的"大家"之辨中,王维具有"大家不足,名家有馀"的"名大家"的特殊定位.这不仅取决于不同论者个人的喜好差异,而且与王维诗歌艺术和诗歌批评标准之间的亲疏离合直接相关.     

“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     

论《唐贤三昧集》中的孟浩然诗

王渔洋根据他的"神韵"诗说选编的<唐贤三昧集>,精心结撰了一个分别以王维、孟浩然的为神韵诗头号、二号样板的盛唐诗歌体系,为我们进行王、孟诗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为正确评价"神韵"说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孟浩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比王维诗更可爱,诗中画面更加朴拙,但在禅境诗方面却乏善可陈.诗禅相通的可信性和可行性是有限度的,"神韵"诗论和<唐贤三昧集>的选诗口径不能作为评价盛唐诗歌的唯一尺度.     

"童心说"——一条通达审美非功利主义的道路

"审美无利害性"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核心观念,它开启了审美非功利主义的先河,影响了西方美学界两百多年.李贽的"童心说"具有与审美非功利主义相类似的意义和价值,两者具有内在同一性."童心说"是通达审美非功利主义的一条合理道路.     

用典艺术与唐诗"兴寄"说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用典则是古代诗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与"兴寄"说中的"比兴"艺术表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诗论中多有阐释.文章从"比兴"手法与用典修辞的内在联系出发,研究"兴寄"说对唐诗用典艺术手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孟子《诗》说与汉代《诗》的经学化——以鲁诗"四始"说为例

鲁诗"四始"说不仅是对鲁诗诗学价值的最早定位,同时也是对汉代诗学意义的首次系统化表达.然而从清代开始,"四始"说被视为无人能解的学术之谜,通过对"四始"说与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鲁诗"四始"说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的继承.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诗"四始"说的真正内涵,也有助于理清孟子与香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之间的诗学渊源.     

论郁达夫的散文"心体说"

郁达夫散文批评坚持以"自我"为本位,倡导"心体说"心"指散文家的"个性"、"个人","体"指"能把这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心"体"关系是以"心"求"体","体"为"心"用.力主"智"情"合致.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

作为对"冲击-回应"说的反动,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范式自有其合理性值得我们注意,然而又由于它内在的矛盾性--过分强调了中国的内部因素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作用,会导致"中国中心"的困局.而从历史实际来看,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动力仍然在西力的进入,所以柯文这一研究范式仍有其巨大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说明近代中国的变化.     

对班固"露才扬己"说的再认识

班固作为楚辞学者有独到的贡献.他的"‘露才扬己'说",揭示了屈原悲剧的性格原因.屈原性格是"露才扬己"与忠信爱国的矛盾体,而当时的楚国不具备让这种性格和谐发展的环境,因而屈原性格的冲突越来越尖锐,"露才扬己"的方面越来越突出,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过,"露才扬己"说过于强调屈原的性格因素,对楚王及其群臣的批判不够.这种观点的产生与班固的性格及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论安史之乱对王维晚年创作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王维一生所遭遇的最不幸的事件,陷贼和幽囚的生命体验是王维的心灵巨创,由此造成了王维晚年创作心态和创作倾向的改变.诗人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化为乌有,他前所未有地关注现实政治,并用残存的笔力抒发对战争的愤慨.此外,王维在风雨飘摇的晚年陷入了赎罪的深渊,他反复谴责自己,并为救赎自己做了不懈的努力.     

"四唐"说源流考论

"四唐说"萌芽于唐末评诗品诗的时代批评氛围.严羽受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在论诗的过程中提出了"五唐"说,完成了对唐诗发展的大致分期.方回和杨士弘又将它运用到选诗和评诗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扩大了它的影响.到高棅,"四唐"说才得以完善和定型,并成为影响唐诗研究相当深远的一种分期学说.     

王维、孟浩然"隐""逸"之辨

"隐"逸"虽常连用,但内涵不同."隐"有蔽匿、深邃、精妙、曲折委婉的内涵;"逸"含闲暇、旷放、疏朗、任性率真的意味.王维慕隐,孟浩然好逸,这表现在个性上,王维隐忍平和,孟浩然逸情率性;行为上,王维隐迹幽栖,孟浩然逸兴放浪;创作上,王诗隐秀,孟诗清逸.     

"辞达"说的里程碑——苏轼"辞达"说论析

自从孔子提出"辞达"说之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在对"辞达"说纷然的阐释中,苏轼的观点全面而又深刻,显得非常突出.堪称整个"辞迭"说解读历程上的里程碑.苏轼所标举的"辞迭"说.包括标准、内容、基础、形态等几个方面,其地位和作用是历史性的、承前启后的.     

论“勤劳奉仕”制度的本质——兼谈“我在伪满时期的学生生活”的两个问题

2002年<纵横>杂志发表"我在伪满时期的学生生活"回忆文章.文章在涉及"勤劳奉仕"这个伪满洲国所特有的历史概念时出现两个错误其一,"勤劳奉仕"始于1944年;其二,"勤劳奉仕"是当时社会开展的"自救运动".事实上,早在1939年,伪满"协和会"就开始推行"勤劳奉仕".1942年日伪当局已经用"法律"形式加以制度化.从本质上说,"勤劳奉仕"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强制东北民众为其充当劳工的一种制度.     

六经皆史辨正

"六经皆史"是我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命题.数十年来,史学界的主导意见一直将其解释为"六经皆是史料",这是将现代史学观念加之于章学诚史学所造成的误解,也反映了现代史学自身的偏失.应该说,"六经皆是史学"更符合它的命意.这一命题反映了经史关系的变化,预示了史学的彻底独立.     

以A为B文类现象的考察与批评

"以A为B"现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音律、风格、节奏、审美效果、表现手法等层面.现象之缘由主要有外来影响说、文学革新说、不谙音律说、文人相轻说、游戏笔墨说等代表性观点.文学创作的总体背景特点与文学创作主体的特殊条件这两个内外因素的结合是主要原因所在.在内在因素方面有两点取向需要加以补充,即创作主体创作生活中的主导文类取向与创作主体文学观当中的文类取向."以A为B"现象中的文类,与其说是独立名称,不如说是一种修辞格;"以A为B"现象再次印证了文类界限的辩证性,是文类传统与文类之间双向互动的一个生动写照,为促进和推动其他文类发展提供了催化剂.以诗为词之类的文学改革之功,不能遮蔽犯律之不足;豪放词风于格律派之对立,绝不能抹杀后者之合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