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文明的制度建构探析

草原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基于25个草原治理政策法规的跨案例分析,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从变迁目标、变迁主体、变迁过程和变迁环境等方面研究了中国草原生态文明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制度变迁路径大致可分为草原经济效益优先的缓慢发展阶段、草原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的快速阶段和生态效益优先的稳定发展阶段的三个阶段;制度变迁的绩效主要受变迁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变迁主体的领导者环保理念、变迁过程的参与程度以及变迁环境的外部制度四个要素的影响。提出应从上述四个方面入手,实现中国草原生态文明制度高绩效变迁。

     

嵌入性视角下残疾人就业支持的制度困境

我国努力制定和实施特殊的就业支持政策以提升残疾人就业水平，但政策效果并不显著。从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视角入手分析残疾人就业支持政策制定和执行面临的制度困境，重点探讨与政策运行具有关联性的制度环境因素。研究发现，国家较低水平的残疾人福利价值取向、相对孤立于广阔制度背景的残疾人就业支持政策工具以及政治导向型政策工具和离散性政策共同体是影响政策运行的重要变量，支持残疾人就业还需政府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福利水平，在顶层制度设计中注意残疾人特惠制度与普惠制度之间的互动和协同，凝聚各方力量激励政策共同体中不同主体的责任和担当。     

构建多元化反贫困政策: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基本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在反贫困的宏观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而在具体的政策概念、价值、对象、性质和目标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家提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体现出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变迁。目前两项制度衔接在试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政策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落实困难、衔接成本高、政策的负向激励与公平性不足等。从政策要素的角度出发,国家对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注重理论逻辑和运行模式创新,对关键性政策细节作出明确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对两项制度衔接的投入,有效发挥社会组织以及贫困对象的积极作用,并注重政策的协调性、持续性和完整性。     

新中国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作用

制度变迁要受到各种初始条件的约束,其演进轨迹依赖于制度变迁前的各种制度要素.建国以来我国的制度变迁采取的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一模式的选择决定了政府在构建新制度及实施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在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应逐步将自身纳入制度化轨道,通过制定合理的产权制度、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以减少摩擦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使制度变迁沿着良性循环的"合辙"(Path dependence)型轨迹继续进行.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机会、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伴随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和制度环境的完善,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公共决策参与和多元治理主体关系协调等方面参与机会和空间得以拓展,不断体现出治理的主体地位。但是,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还存在诸多困境。立足于制度环境剖析这一困境,可以明显看出社会组织因组织独立性和自治性不强、组织合作受限,严重制约其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基于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提升社会组织自主性,增强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和组织协同能力。     

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政治变迁的途径

分析中国政治变迁和国家权力 ,可用以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在既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下的制度安排问题 ,而在中国 ,制度变迁与其说是制度安排 ,不如说是制度环境的变迁 ,制度环境的变迁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创新并产生相应的制度绩效即制度竞争力。通过对以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发展和运用 ,宏观地考察二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变迁中的一般关系及变迁困境中的制度主义原因 ,提出制度竞争力作为国家权力基础的命题 ,并基于中国经验论证产权和制度安排与制度竞争力的关系。     

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行为及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政府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主体。政府行为能导致"有效率的政府"和"无效率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行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了很大转变,但主要特点是政策治国,而不是制度治国。作为非国有经济中的主要力量,中国家族企业在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政策行为中的某些因素制约或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壮大,由政策治国到制度治国,为家族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新时期政府行为转变的主要职能。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演进、特征与改革取向——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实现住有所居目标是广大居民的美好愿望,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的主体,理应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然而,制度错位情况的出现却成为其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通过对制度演进路径的回顾和特征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探究制度错位的原因及未来的调整方向。政府各部门颁布的政策文件是最能反映制度各个阶段政策焦点及其特征的资料,对其量化分析可以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阶段颁布的政策难以实现保障性的内在要求,且制度与我国住房市场关联度较高,易成为政府调控楼市的工具。因此,下一步应以夯实保障性政策功能为改革取向,并以此为指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是众多利益主体合力的结果.以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福建集体林权改革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从而构建地方政府在集体林权改革中的行为角色、行为目标、行为环境、行为工具、行为成效,进而深刻分析地方政府行为.     

结构-行为-历史：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的三维审视——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分析范式,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历经“群众动员的机构合作式保障-微型社区互助式保障-集体福利化保障-市场介入下的‘真空式’保障-政府主导的多层次保障”五大发展阶段,遵循“结构-行为-历史”的复合式变迁逻辑,具体为：制度情境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提供结构性动力,农村医疗保障相关主体行为为制度变迁提供自主性动因,时间要素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提供机会性动力。鉴于此,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障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需要优化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环境、规范农村医疗保障相关主体行为、实质性突破路径依赖并抓住关键节点。     

中国农村金融演进的理论与实践——新比较经济学的视角

政府要素与市场要素的优化组合是中国农村金融演进的基本逻辑。根据新比较经济学框架,短期内,政府主导型制度偏好是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最优制度选择;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长期来看,经济社会的变迁明显改变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法律环境以及社会资本和文化条件,引起长期制度可能性曲线的上移,从而形成政府要素与市场要素的新组合。这种变迁有效改善了供给曲线形状,明显改进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绩效。遵循这一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仍然应该顺应农村金融演进规律,促进市场要素的增长,而政府要素介入应该侧重于制度供给、政策支持以及市场不足的弥补。     

中国粮食政策补贴转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粮食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间接补贴到直接补贴的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收益视角分析了中央政府、主产区政府和农民的潜在制度需求，认为粮食直补、粮食安全成本分担机制和粮食销售协会都可以使这些主体获取制度收益；而从制度成本视角分析了不同制度主体的潜在制度供给，认为三类制度安排都须付出制度成本。三个制度主体和三类制度安排的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对比关系决定了中国粮食补贴制度变迁的方向为粮食直补，选择的模式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粮食间接补贴到直接补贴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制度均衡到制度非均衡再到制度重新均衡的过程。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研究

完善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奠基性,是实现学前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依据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历经依附阶段(1977—1995年)、探索阶段(1996—2012年)以及独立阶段(2012—2022年)。我国学前教育督导政策变迁深受政教体制、经济体制建设以及人口发展结构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制度成本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及协同效应塑造了学前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制度变迁经历了先上(高等教育)后下(学前教育)的独特背景,未来我国学前教育督导政策体系应当坚持渐进性变迁,强化协同效应,共同构建有利于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友好环境。     

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

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我国台湾地区社改运动与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分析

受再造理论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社改运动推进了社区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在这一诱致性变迁中,社区公众是推动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政府是社区制度变迁的利益诱导者.台湾地区社改运动的制度变迁路径为内地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启示.当前内地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制度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以及路径偏差等制度困境,推进社区再造、构建和谐社区是突破社区建设制度困境的根本路径.社区再造必须坚持顾客导向等原则,遵循社区问题诊断与绩效评估等基本程序,促进社区治理的理念创新,推进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再造和社区制度再造,以此实现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环境发展的社区治理制度研究

环境问题已成为关切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发展问题而非环境保护问题,从认识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视角对环境发展困境进行梳理,环境发展困境源于主客体疏离。社区本质是主客体融合,为环境发展创造基础条件,提供动力源并引导环境发展。环境发展的社区治理制度分为两个层面,内涵层面包括社区治理主体、客体、过程、方式等要素,外延层面包括社区参与、社区促进、社区共享、社区监护等具体法律制度。     

跨境民族的文化适应与制度创新——以东干人为例

东干文化变迁不仅是与周围民族长期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也是在外因作用下的文化选择与制度创新.东干群体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运用原有知识与新的物质环境相结合,通过制度创新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增强了民族实力,也重构了民族文化体系.中亚的物质、文化环境与东干人固有文化特征相结合的适应性文化选择决定了东干文化变迁的方向,而该民族文化变迁的动力则来自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及其制度创新.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对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中各主体的影响力以及对省以下财政体制变迁的互补性制度的分析,旨在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分析的结论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程度和效果取决于各主体对改革的态度和较量的结果,而且,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政府行为以及化解财政风险等一系列改革也应同时进行,最好优先进行。     

对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金融市场是一种制度形式,培育与发展市场实际上就是市场制度的引入与变迁过程.因此,建立完善的制度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主题.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存在一系列的制度性缺陷,必须由政府及期货业参与主体出面组织实施一系列制度变迁,做好各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