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

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陈可畏进化论思想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理论结构。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他的进化论思想是学以致用的，梁启超在为乃师作传时称康有为的哲学是“进化派哲学”［１］．可以说，进化论思想几乎贯穿于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所有著作和言论之中．长...     

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形成

戊戌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只有深入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其戊戌新学的特征，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民族定位和历史定位。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起源——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为中心的再考察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现有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足以充分证明,戊戌变法不是一场君主立宪运动,而是一场维新改革运动。     

"权利"优先于"功利"——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浅析

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创出了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基于群己平衡的功利主义。这个时期的功利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多肯定了功利主义的启蒙意义,但并没有把功利原则作为最终原则,而只是“民德”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功利主义并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是强调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人对“权利”与“功利”关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戊戌时期的思想界认为权利意识是高于功利意识,权利意识最终表现为群体权利,才是戊戌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     

康有为《戊戌奏稿》研究综述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在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2—8)间所撰奏疏20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此外,还开列有奏疏存月13篇,无正文。据麦孟华《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所称63篇之数,所收录者仅占三分之一。《戊戌奏稿》所收康有为奏疏虽不完备,但刊行以来,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运动以及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7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首次对《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黄彰健根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有关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察审核,认     

中西交融下的富国富民内涵

从传统富民到近代富国 ,在寻求民族富强之路上凝聚着康有为一生的探索 ,戊戌时作为改革家的康有为在富民思想中溶进了西方求富的内容 ,戊戌后作为思想家的他提出以物质为强国的基础 ,理财为救国的手段 ,既注目于社会现实的危机 ,也遥望国家富强之未来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歧异

康、梁、谭、严是戊戌时期思想界的四员大将。可是多年来,治思想史的人们,大多倚重康、谭、严而鄙薄梁启超。对于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宣传功绩,人们交口称誉,对于其思想尤其是民权思想的特色,则少有论及。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启超颇有点象康有为思想的一台录音机,录啥放啥,音响确实不错,创见绝对没有。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思想受康有为影响最大;治史者对梁启超思想剖析不深,特别是与康有为思想比较研究不够。于是,讲变法则康梁并提,论思想又以康盖梁。     

“订孔”的延续——从章太炎到陈独秀

如何看待孔子及儒家学说是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核心命题。这一问题发端于康有为,而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诋孔,到陈独秀《新青年》时期发起的反孔反传统运动,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进程的主线。章太炎初刻本《訄书·尊荀》一文建立起损益的历史发展观,在这一历史观内,其复刻本《訄书·订孔》与日本讲学时期的《论诸子学》两文,开启了现代批孔的滥觞。陈独秀是在继承章氏诋孔言论的基础上,站在进化论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普世化立场,指出孔教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之处。两人的批孔构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微妙关系,能为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论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契合

在戊戌启蒙思想家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思想最为接近的不是具有师生之谊且一起出入政坛而被合称为"康梁"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对于这一点,两位当事人——康有为、谭嗣同均有明确肯定,梁启超更是对此大加渲染、津津乐道。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契合反衬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思想的分歧,同时也使戊戌启蒙四大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微妙起来。     

康有为对西方文明的体察与近代化思想的演进

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步思潮中,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追求先进文化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戊戌变法之后,他流亡海外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对西方文明有了亲身体验和观察,其近代化思想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同时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     

“参采中西创新知”——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文化特征

戊戌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只有深入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其戊戌新学的特征，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民族定位和历史定位。     

戊戌维新派“腹地自立”维新方略初探

所谓“维新方略”,是指以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为推动维新变法运动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及策略。从1895年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短短的3年间,维新派先后采取了:上书皇帝,打动圣衷而变法;开学会,“合大群”以挽世变;办报刊以“开绅智”、“开官智”、“开民智”;兴学堂以培养变法人才等“维新方略”。对此,史学界已作详尽的阐释。而笔者则认为:除了上述方略之外,戊戌时期维新派还曾经模仿日本明治维新,以湖南为中心,设计实行过“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这一计划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却对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狂潮。其他列强也相继效尤,瓜分中国,亡国灭种的惨祸再一次降临华夏大地,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维新志士心怀“胶东之耻”,加快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步伐。1897年冬,康有为赶赴北京,递“上清帝第四书”,北京城内再度出现维新变法的热潮。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此前后,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却没有奔赴北京,而是纷纷云集湖南。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时务学堂之邀,离沪抵湘。1898年2月,谭嗣同也离开官场,由鄂返湘。梁、谭二人,再加上在湘的康才常、皮锡瑞、樊锥等维新志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试论康有为教育思想的进步意义

康有为(1858—1927年)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灭,又号更牲;晚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是十九世纪后期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者之一。众所周知,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是变法维新运动的首领,后来又成为复辟帝制的保皇派人物,晚节不佳,己成定论但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至今仍有其进步意义,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教育主张,不仅在当时发别人所未发,有的今天已经成为现实,有的对现在还有一定借鉴意义。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发微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的形成以其早年教育为主要背景,集中体现在《教学通议》一书中,以尊崇《周礼》为其鲜明的特色。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传统,并孕有近代维新变法的政治因子,是康有为戊戌时期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准备。     

简述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历程

从鸦片战争前后的坚船利炮、洋务运动时期的军工技艺、到戊戌、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共和政体及至于发展到20世纪初期成为新学。西学理念的新陈代谢,折射出中国社会对西学情感的演变,以及中华民族的救国觉醒。探索、反思"昨天",有利于我们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继续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更加坚定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军事改革思想述论

戊戌时期康有为军事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将军事改革和“振国体”结合起来;举国为兵,以救天下;精兵练兵,以致成强;精器械,以胜强敌;速成海军,以保国防等方面,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值得进行总结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据乱时代的儒家与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

文章旨在讨论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以及其对儒学之现代意义的阐明。康有为作为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借助其对传统公羊学中“三世说”的阐发,提出了一套对孔子之道不同于传统儒家的理解,不仅为晚清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变法的基本方向,而且自戊戌以后,康有为基于其周游列国的见闻,更是称孔子为“大医王”,认为孔子之道不仅能消除当时中国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甚至能提供一整套救治西方文明的良药。     

中西思想融汇与康有为改革观的形成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戊戍时期,中国的近代化正处于转折时期。在亟需变革又缺乏指导思想的时候,康有为不拘祖制,勇于学习,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融汇中西的变法主张。将中国人民对近代化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西方文化与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变化康有为有扎实的旧学根柢。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自幼熟读诗书经史,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薰陶。他崇奉程、朱,三纲五常的封建     

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贡献

本文以为,基于对近代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一方面在现实中赏西批中,即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表示高度赞赏,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在另一方面,康氏还在理想中崇古抑西,即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在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可以"暗合".康有为的思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并使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