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院僧侣茶俗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是藏族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茶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寺院僧侣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茶,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规模庞大、气势恢弘的寺院茶会。因此,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僧侣的茶俗,可以充分挖掘蕴涵其中的深层文化意义。     

佛教僧侣财产权探析——宗教财产权研究之一

实证分析表明:佛教僧侣具有双重主体身份,他们既是宗教界的出家人,又是市民法上的自然人.依佛教教规,僧侣通常不应蓄财;但依民法,僧侣应享有其私人财产所有权.此文探讨了我国现有法律与宗教在僧侣财产权问题上的冲突,分析了僧侣财产权的特殊性,建议设立民法上的宗教财产所有权,解决法律与宗教的冲突,为司法审判提供适法依据.     

南北朝佛教僧侣的诗学成就

南北朝中国佛教僧侣的诗学成就,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它领导着当时绮靡浓艳的诗风,而且实际上还是当时诗歌声律理论的最早的一批发明者与实践者;另一方面,南北朝中国佛僧侣的诗歌创作,扩展了中国诗歌的固有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歌的表现技法,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僧侣、士人与胡则信仰

胡则是活跃于北宋初期政治舞台的有才干的官员,其人格与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并不太吻合.尽管如此,早在北宋时期胡则信仰便在浙江地区产生并传播.本文旨在考察推动和促使胡则信仰得以产生、繁盛的社会阶层.在建立、修理胡则庙,编造胡则神传说并使之在民间普及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僧侣阶层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胡则是宋代婺州第一位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士大夫,因而除庶民阶层外,其信仰还获得了士人层的支持.通过士人层向朝廷申请封号、赐额,并主张胡则神是儒教正神等活动,该信仰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支持,由此胡则信仰得以长盛不衰.     

四川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宗教经济思考

藏区环境严酷、生态脆弱,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特别严格."宗教经济"理念或可为抵御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泛滥,树立起一道精神防火墙.藏传佛教寺院宗教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保护好中国江河源的生态屏障,有利于减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压力,有利于人们反省自我:如何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市场接受宗教精神.而这一点,或许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长期欠缺的.     

再访僧侣遗产的法律问题

继承制度是社会契约即共同体契约在人类家庭中的体现,实际上也是共同体共同共有或其他关系的一种法定解释。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居部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保户等共同体契约的制度内涵可以覆盖并替代继承。依据《民法总则》第93条之规定,寺庙作为捐助法人,设立理事会等统一的内部机构,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治理结构,依照法人章程形成对内的行为规范,指导僧众的行为,生活生态呈现一种自成一体的共同体结构,僧侣遗产的处置应当适用共同体中建立的习惯规范,而并不适用继承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继承制度与宗教习惯、民族习惯、民间习惯存在冲突矛盾。适用契约路径解释僧侣遗产的处置,可以有效解释一系列继承法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禁果与僧侣--弗罗洛与丁梅斯代尔的剖析

雨果是 19世纪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领袖 ,他用浪漫主义手笔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宗教的叛逆者———副主教弗罗洛 ;霍桑是 19世纪美国文坛的著名作家 ,也采用浪漫主义手法的他在《红字》中雕琢了一个宗教的妥协者———牧师丁梅斯代尔。两位基督教“僧侣”皆因欲而死且多遭评论界指责。探究他们命运背后的宗教蕴蓄和作者的人生理念有助于查明他们的死因 ,发现问题的实质 ,从而更好地理解两部巨作文字里流淌的弦音。     

沈从文小说中的僧侣形象分析

沈从文小说中的僧侣形象,向我们展示了湘西人的宗教意识及其变化:“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为湘西人观念中的神提供了生存条件;然而宗教却有着极大的欺骗性;湘西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生活和对传入湘西的西方宗教的反感与蔑视,是湘西人宗教意识历史性变化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青海省开展“平安寺院”建设活动调查报告

“平安寺院”建设活动是近年来青海省组织实施的旨在规范寺院管理,切实解决宗教活动场所实际困难与问题,维护教职人员合法权益,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活动.它的实施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而促进民族地区的团结进步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试论藏族文学与藏区寺院的关系

藏族地区有数不尽的寺院,每座寺院的命名、建筑、风格以及藏族各阶层对寺院的特殊感情和赞美,都可以从藏族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和说明。     

“三言”僧尼形象的审美分析

冯梦龙的"三言"是晚明通俗小说史上的重要文本.其中的僧尼形象充满时代气息,具有与以往僧尼形象迥然有别的审美价值.通过对这一群体形象进行分类解析,探讨其在审美取向上形成"避美趋丑"的内在原因.     

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而与宋代士人的文化抱负有关,是他们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     

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习诗

作诗是诗人之本色，习禅是僧人必修之功课，两者似乎毫不相关，在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作诗甚至诗禅双习却是普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前贤时彦多有解释。真实情况是，在消解情感的功能上，诗以导情，禅以敛情，互相为用，这才是诗禅双修的原因。     

新时期藏区宗教信仰的特点及自我调适

宗教问题是构成藏区主要问题的组成部分,宗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教信仰仍然是大多数藏族人的精神依托,藏传佛教对藏区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藏传佛教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教职人员应当成为优秀宗教文化的继承人和传播者,爱国爱教,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组织对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也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责任与义务。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     

论藏族社会中的藏传佛教仪式及其社会功能

仪式是“行动的宗教”在藏族社会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吸收了本教部分仪式的藏传佛教仪式对藏族个人和社会具有心理慰藉和社会整合功能,但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调适的方面。     

宗教文化与人生意义

随着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人们精神生活需求日益高涨,只有建设好共同精神家园才能满足这一需求,而人生意义的探求在精神生活中具有导向性。文章基于当代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突破以西方模式来看待东方宗教的狭隘视角,认为宗教的共相乃有超越性的人生意义指引,从而包容了在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及人生指向也起着重要作用的“天”及无神论信仰。衡量人生意义的尺度与在人生意义评价中存在量与质的关系,指出盲目追求超验的危险及中世纪宗教的人生意义导向的消极性,强调追求积极的人生意义已成为当代宗教文化的主流。     

《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

巴蜀地区的“高僧” ,多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交往 ,佛教与世俗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巴蜀地区道教势力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也使得巴蜀地区的佛学 ,在境界上与三吴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     

鲁迅和周作人人生观的当代思考

对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选择进行评述 ,并对人生观的一些问题作了思考 :一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本位价值观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关系 ;二是做什么样的人 ,当代青年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是为人和为文的关系 ,不能因人废文 ,也不能因人定文。     

台湾当代散文中的宗教文化

为抵御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冲击 ,台湾当代散文家在东西方宗教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在台湾散文中 ,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准宗教化的儒家精神 ,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被赋予了儒家刚健有为色彩的佛教教义。此外 ,西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也是台湾散文津津乐道的主题。本文认为 ,台湾散文家并非在创立一种新宗教 ,而只是表达对宇宙人生的形而上思索和终极关怀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和解。这是内心的宗教情结在现代文明中的象征性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