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法治机制构建

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旨在运用区域方法,发挥区域优势解决区域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我国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现状却呈现出实践探索初起、法治基础薄弱、以及理论研究不足的整体特征,需要以法治机制构建作为摆脱困局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是对区域纯公共产品的合理供给,也是同一主权下不对外代表国家的、平等而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从而必然产生提供多元调整模式、供给充足合作动力、实施有效规制约束、追究应有法律责任的法治需求。应当尝试通过多元调整机制、利益驱导机制、协商合作机制、以及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加以针对性的解决。     

论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家责任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概念还未有一个完整且明确的界定，可将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定义为：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引起的，通过减缓和适应行动无法应对的，对自然、人类及社会系统造成的可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实际或潜在的、有形或无形的不利后果。经过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性质进行分析得出，它应属于跨界损害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家责任理论上涉及传统国家责任和跨界损害责任两种责任形态。目前，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之国家责任的实施不仅面临诸多法律障碍，如难以确定责任主体、法律依据不充分、因果关系确定复杂，还面临严峻的政治障碍，即发达国家的反对与阻挠。面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之国家责任何以可能的问题，立足上述两种责任形态从理论方面探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国家责任认定的可行进路，或将为该问题驱逐一丝迷雾，并为其早日解决带来曙光。     

我国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

近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的同时，也带来了气候变化、资源能源短缺等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和平发展的种种疑虑。以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1997年《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气候变化国际法在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作出定量限制。我国虽然暂时不用承担温室气体限排义务，但未来的履约压力日渐增强。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实现和平发展，我国应当在国际层面和国内两个层面上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超越“成本—收益分析”的伦理学考量——哲学、经济学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关心的一个热点,既牵涉到经济社会问题,也牵涉到哲学伦理问题。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应当互相学习。哲学家既要从经济学家那里借鉴成本—收益分析之类的理论方法用以构建气候变化的伦理学,同时也应当通过影响在气候变化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学家来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言。而在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经济学家应当意识到,要决定正确的贴现率离不开伦理考量。面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人们应当考虑到最坏的可能,即使那个可能非常之小。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许多灾难,其中一个严重后果是人口锐减甚至人类灭绝,如何对生命失去以及未能出生作出估价,也是伦理学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和智慧,或许能给当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益的启迪。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立法问题研究

各国都十分注重加强能源立法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出台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以正在制定中的<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路径.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中具有引领和主导、衔接和协调的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我们应当坚持"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设计安排能源环境保护的制度内容,体现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目标.     

见义勇为的公法性及损害救济制度的构建

通过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的比较,得出见义勇为行为不属于民法中的无因管理,也不是纯粹的道德行为,应当属于公法的范畴的结论。围绕这一问题,从见义勇为的公法性与受益人不承担损害救济责任两个方面论证,提出我国的见义勇为损害救济制度的构建,即见义勇为者的损失首先由侵权人赔偿,在侵权人无力承担、不能完全承担,或者在没有侵权人情形下,由国家承担。     

完善中国气候变化适应性立法的思考

中国正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如何处理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气候变化脆弱性来看,确立适应气候变化在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十分必要。同时,中国应当在气候变化立法中确立适应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立法宗旨和目标,确定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原则、法律规制的重点领域,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制度等内容,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

当前,面对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所面临的挑战,广西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应对措施,但是还存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主要还处在政策阶段、缺乏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广西应重点解决资金、体制机制、能力建设等问题,从立法的模式和层级、立法的内容等方面加强立法。     

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之合法性分析

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的深层合法性理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风险预防原则的需要,二是部门法律与社会问题之间关系所决定的国际投资法作为部门法跨域调整气候变化问题的内在需求,三是使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国际合作,具有现实可能性。这些理由使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必须和可能。     

影响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因素分析

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部政策都基于适应性原则,而不是针对预防气候变化本身,且其政策体系是矛盾而实用的,认真研究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影响因素,无论是对于金砖四国还是基础四国都具有重大意义。以此为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更多地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去设计政策体系,而不要盲目地和他国接轨;同时,对于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的中国来说,缩减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异也需要与其国情及经济发展实践相适应的政策的辅助。     

构建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制度的思考

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置大规模环境侵权事件存在难以使众多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弊端,以责任分担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化救济制度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实现受害人权益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我国应当基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构建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制度,综合采用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污染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环境共同基金等救济模式,化解环境侵权纠纷,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气候变化行政诉讼制度之构建——通过司法的气候治理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气候变化后果的显现和公众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加深,督促政府履行气候治理职能的行政争议亦在所难免,但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尚不足以应对。为此,可借鉴美国"马萨诸塞州诉环保署案"的经验,从诉讼模式、起诉资格和受案范围、管辖规则、审查方法、裁判形式等维度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变化行政诉讼制度。     

健康保险参与健康权私法救济及其规则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健康权确立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这是我国健康权保护向私法领域拓展的重要立法信号。法学界对健康权从确权到救济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规范式的分析。建立在“损害赔偿”救济理念之上的侵权责任和以“损失补偿”为救济理念的健康保险制度是我国私法体系内关于健康权救济的两条路径。健康保险制度凸显出进步性，在救济效果上可以有效地转嫁、分散疾病风险，真实地填补健康损害，在救济机制上，将健康权益救济从事后填补转向事前预防，是更为经济有效的救济路径。健康保险“损失补偿”功能的落实须遵守损失补偿原则。由于健康保险有不同于人身保险的特殊属性，损失补偿原则在其中的适用须确立配套、补充、细化的规则。     

中国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和策略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企业首先需要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框架的构建可以从企业内部性--碳管理体系和节能减排与外部性--伙伴关系和碳信息透明着手.从内部来说,建立全面的碳管理体系是基础与核心,可以借鉴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对碳排放进行全面的、全员的和全过程的管理;节能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企业除了依靠自身外,也需要考虑外界力量的援助.在外部上,企业还可以与其他专业的非赢利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此外,中国企业尤其需要注意碳排放的公开与透明,这有助于与政府、投资机构等利益相关方沟通.     

论构建我国社会矛盾预防机制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不仅可以化解,而且可以预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预防社会矛盾、防止社会矛盾发生和激化的过程.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还应当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矛盾预防机制.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党委领导责任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社会矛盾预警排查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的碳交易法律对策研究

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事实和国际上普遍确立的低碳经济理念,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有关碳减排制度内容、世界各国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制度安排与实践路径进行评析,对中国碳减排的原则立场、政策取向和法律选择进行了探讨。在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碳交易市场机制进行比较和评析的基础上,就构建中国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重点对中国CDM市场与碳交易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及前景作了评介和预测,提出构建和完善中国CDM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法律制度对策和建议。     

论我国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

英国等国家以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为核心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做法,对我国低碳法制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我国现行能源、环境法律制度并不足以有效推动低碳发展。我国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最优路径是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其中要设置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碳定价、碳排放标准、立法后评价等制度,在立法技术上要注意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环境问题的协同化解,并且要注意降低企业的守法难度和成本。我国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次优路径是修改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其中增加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内容。     

论我国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法律制度构建

生态损害赔偿金是救济生态损害的货币化表现形式,其赔偿范围应当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应急处置费用;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调查取证、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我国一些省市就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来源、管理与监督、使用与审核等在政策或者立法层面作出了规定,但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介入资金使用、资金使用程序不完整、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从管理机构、资金来源和用途、资金使用与审核程序、资金使用监督等方面健全我国生态损害赔偿金法律制度。     

防范校园儿童性侵害的法律对策

校园内儿童性侵害问题因加害主体的身份性、校园环境的封闭性、救济途径的单一性等特殊性,难以防范,有必要从法律上深究其因,并借鉴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校园儿童性侵害问题上法律规制的成熟做法。其防范途径需以法律预防、救济和再预防为梯度,在预防层面更新立法理念,提升立法层次,弥补监护义务,培育权利意识;在救济层面设立儿童权利保障委员会,畅通儿童被性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加强法律制裁力度;在再预防层面,加强事后监督不可或缺。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法制应对

气候变化潜藏各种风险,气候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各国协同推进。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进性、致害的长期性等特点,加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性,各国在风险认知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使得全球气候治理举步维艰。国际社会应当推动气候治理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合,强化共识、弥合差异,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治理的举措。中国在进一步的气候治理行动中,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着力化解制度风险,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