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实践与立法完善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是各国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行做法.我国虽已初步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但实践中信用担保的功能并未充分发挥.文章通过对我国现行信用担保法律制度的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专门立法缺位、风险防范控制制度缺乏和信用法律体系不健全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的设想和建议.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信用担保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途径,是一种特殊的保证。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应该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本质属性出发,理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中的法律关系,清楚分析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所体现出的风险转嫁和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原理,构建我国本土化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     

少数股东权与担保提供制度

新《公司法》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规定为少数股东权,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股东的权利滥用。但少数股东权的规定过于僵硬,会极大地限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用的发挥。相比之下,对不满足持股要求的原告,要求其提供相应担保的方式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治理的双向赋能：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增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现有研究多探讨一般意义上和日常状态下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对应急状态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和这一过程对党建本身的促进作用关注不足。在阐明党和社区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过程中“双向赋能”逻辑的基础上,文章立足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的结构功能优势,结合应急防控中的“党员先锋队”案例,勾勒了这一逻辑在应急情境下的运行机制框架。应急状态下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双向赋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总结其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优化社区常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预算制度：理论逻辑、改革实践及优化路径

预算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重塑公共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预算制度通过对预算过程的控制,达到改善预算结果的目的。在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三种改革实践模式,在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还面临预算权力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缺乏有效融合以及社会监督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重塑人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财政部门的统筹管理功能,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等,从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     

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践样态和立法制度审视——基于知识产权战略和民法典编纂的背景

对我国知识产权质押担保制度的研究命题,基于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而起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践热潮和民法典编纂立法热点的双重背景。丰富的知识产权实践样态为制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实证基础,梳理和厘清实践样态中的问题,可以为我国相应政策实施提供理性建议和对策,对我国知识产权质押制度的审视和立法检讨,也便于为民法典物权法分则编纂中相关制度修订提供建议和意见。     

属性解读与制度完善：律师职业透视

长期以来 ,法学界对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研究甚少 ,因而提出的有关改革建议缺乏理论支撑。本文认为 ,独立性是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 ;民主性、社会性和商品性是律师职业的基本特征。正确认识律师职业的本质 ,是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基本前提 ,在此基础上 ,文章分析了我国律师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改革建议     

观念力量与制度建构：新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思想进路

农地制度如何设计直接关系到农村及国家的生产关系。作为从国家建构到经济建设转换过程的逻辑之一,新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围绕着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两权之间形成了"分"与"合"的思想进路,并呈现出快速多变的制度特征。但不管哪一时段中,何种制度安排,其中始终蕴涵着三个一以贯之的制度理念:均分思想制度基因、公有观念制度内核、强化使用权制度取向,并在这三个"子制度"耦合而成的制度系统中,按照国家设定的政治、经济等目标进行多重演绎,只是会在不同时段因国家政治偏好及经济理性差异而"制造"出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这已成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和制度原型,时至今日这一起点和原型还依然约束并规制着未来农地制度的改革方向。     

检察官客观义务：从理论预设走向制度实践

检察官客观义务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或者一项道德义务,更应当是一项法律义务;在新刑事诉讼法强化法律监督的语境下,客观义务的内涵、外延应当比域外更加丰富,检察官不但应承担客观义务,而且应承担更重的客观义务;为了保障客观义务的履行,除了应建立一套相对明确并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标准外,还应明确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将面临更多的难题,一方面要知“难”而进,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其负面效应和实践限度,在强调客观义务的同时,还应通过不断调整诉讼结构、优化权力配置、加强辩护权保障,来共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我国所有权保留买卖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所有权保留买卖已被世界各国立法及判例所确认。我国《合同法》第134 条虽然首次对此做了规定, 但由于规定过于简单, 尚不能解决所有权保留买卖理论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因此, 对所有权保留买卖相关法学理论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包括对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基本法律关系以及对所有权保留买卖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对同一标的物上的所有权保留买卖与设定动产抵押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问题、所有权保留买卖后买受人对标的物再处分行为问题、买受人违约时出卖人行使取回权与违约求偿权的问题等, 进行深入探讨,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领导干部“能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下,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是实现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从制度变迁视阈对领导干部能下制度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其现实困境的制度约束与路径依赖,从塑造政治生态、构建制度体系、完善配套机制3方面探讨领导干部能下的路径,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下打造三严三实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启示。     

生育权的个人所得税法保障——理论逻辑与制度优化

生育权兼具自然权与法定权的双重属性,国家对其负有法定保障义务。现行税法中,个人所得税法最能体现征税权与生育权的张力。理论上,生育权保障与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目标、量能课税原则以及激励功能具有高度契合性。同时,个人所得税法保障生育权应保持必要限度。制度上,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税收利益减让机制存在不足,难以满足生育权保障的现实需要。对此,基于法治理念,可以实行二元可选择的课税单位模式、建立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增强专项附加扣除的差异性与精细化、以需求为导向设置特定税收优惠,为生育权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中国式现代国有企业治理：理论证成与实践进路

国有企业治理应当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体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在将党的领导落实于公司治理全过程,通过将党组织确立为法定治理主体,调整形成“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治理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治理双重目标。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国有企业政企关系不分、代理问题突出、激励约束不足等问题,制度设立上具备合理性、必要性。想要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则需要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与分类治理、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措施相结合,形成制度合力,同时考虑将其融入集团运行过程中,构建出具备普遍适用性的制度框架。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农民职业化制度改革：理论构建、实践探索与未来进路——基于四川省15县（市、区）试点的追踪调研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民群体的演进趋势与分化认知,对职业农民进行了概念界定与特征归纳,明晰了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界限范围。进而对农民职业化的目标进行解构,从“个人—组织”视角构建了农民职业化的动力机制,依据组织行为学理论提出包含建立关系契约、提供持续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三个阶段在内的农民职业化制度改革框架。在此框架下,以四川省为例,提炼和分析其在农民职业化制度改革实践探索中的做法、成效与不足。以此为中央深化农村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职业农民培育提质增效,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也为其他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英国腐败治理经验：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时序

近代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财富的增长,还伴有日渐加剧的政治腐败,英国经历了长时段的腐败治理过程。这当中,以政治核心制度的开放性改革奠定基础,以技术制度的竞争性建设进一步推进反腐的深入,再以法律作为制度保障,这三者的推进时序是理解英国反腐治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逻辑检视与实践向度

加快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对于数字技术场域影响的现代性回应和立足“数字乡村建设”的更高层次集成创新。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需要明确未来乡村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形成“城乡互利共生”态势、健全高质量发展机制中增进“要素组合优化”水平以及全面深化基层治理改革中实现群众“高品质生活”追求的发展逻辑,进而有效协调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进程中政府主导推动引领与乡村主体主动承接、技术影响单一规范与社会治理复杂多变等关系,辩证思考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影响,明晰赋能行为的施动主体、承接领域与工作重心等关键问题,突出发展场景引领,力求政策均衡及保障有效,促进数字技术与未来乡村发展良性互动,推动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住房改革理论与实践：一个文献综述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从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到住房商品化,始终围绕住房的保障属性和商品属性展开。依照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住房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回顾和梳理,展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轨迹。这对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和规范住房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