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协同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

传统的单一部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多元的社会治理问题,系统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方式。从系统科学视角来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司法治理系统则是其子系统。司法治理系统自身及其与社会治理其他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可产生超出个体效应的叠加效应,从而促使和谐理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协同论深入分析司法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运行逻辑,可为探寻司法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路提供理论支撑。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从战略协同、规则协同、组织协同、实施协同和环境要素协同等多个维度建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可为达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     

新时代检察机关诉源治理改革论纲

检察机关的双重职能属性,使其在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职责,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维护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诉源治理现代化。检察机关推进诉源治理现代化面临过程性监督质效亟需提升、民事检察和解程序制度保障空白、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狭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采纳率较低等挑战。应当秉持以点带面、检察谦抑、司法能动理念,从协同治理、社会互构、多元解纷、利益衡量等理论出发,构建检察机关推进诉源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通过加强过程性检察监督、完善民事检察和解程序、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范围、提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采纳率等路径,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现中国之治的检察担当。     

检讨与重构：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多元化解纷机制

作为社会变迁中的治理行动，多元化解纷机制彰显了工具理性思维。探寻其内生机理，“纠纷”不是本属于法院的纠纷，也不是诉讼外的、与法院无涉的纠纷，其本质上是社会的纠纷。“多元化”不等于替代性，其不仅蕴含着解纷方式的多元，更强调不同方式的平等协作。纠纷通常能获得有限意义上的解决，目的是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完善多元化解纷机制，首先应尊重民间解纷实践与社会自治，珍视社会自发形成的解纷组织及其产品；其次，在短期内不应过度强调诉讼外解纷方式的程序规则；再次，应合理配置不同解纷方式的成本，将各类解纠产品的供给控制在合适比例上，引导当事人选用最优方式解决纠纷；最后，应重申司法的规范性补强机能，扩大法院专职调解的案件范围，规范纠纷中立评估运行机制的具体操作规程，对滥用调解方案异议权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方面的适当惩戒。     

中国法学之自主性寻求——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本文在邓正来先生对生活秩序的根本性追问下,以一个问题、两条主线为进路,展开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解读,试图论证中国法学摆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过程,也就成为中国法学为中国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同时探寻自身发展的自主性道路。     

依法治国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构——基于广东省实践经验的分析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生成和国家理性构建相结合的产物,是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制度安排。本研究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探索和试点经验基础,厘清了经过近十年实践探索发展的多元化解纷方式的主体及其特性,总结了广东作为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在多元化解纷机制方面的有益尝试和创新经验,进一步分析了多元化解纷机制发展完善进程中的困境,探讨了有效实现各种解纷方式衔接互补的未来进路,以祈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完善中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制度改革设计有所裨益。     

“赋能”与“挤出”双效应下数字治理的“补丁”策略——基于代际发展权的分析框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大加速了当代中国数字治理的发展,“数字赋能”与“数字挤出”是数字治理的背反式效应,老年群体被数字挤出成为数字鸿沟新形态,引发了社会对数字治理下代际发展权问题的关注与聚焦。代际发展权视域下老年群体“数字挤出”吁求对数字治理的再治理。为此,既要打好“技术补丁”,打造友好型“乐龄数字”管理;又要打好“制度补丁”形成“数字挤出”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效率性与公平性同步提升。数字效率与治理公平双向同构,既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基本方向,也是代际发展权的现实展开方式。     

当代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

文章从建设法治国家任务的艰巨性、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的多元性、中国司法和法学教育的现状、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分析了当代中国法学本科教育不应、无力也无需以职业教育为内容,而应明确定位于通识教育。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就法学本科教育提出了若干建议。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法院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沿阵地，理应承担更高的治理之责。然而近年来，基层法院出台大量应景式措施，出现解纷功能异化、资源分配不均、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制度规则供应不足、考核机制固化、司法的谦抑性等多方面的制约，根源仍在于基层法院在治理格局中的职能定位不清。在回应型司法的语境下，为破解当前困境，应从司法谦抑和司法能动的关系出发，以个案裁判为基本引领，确认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应然定位是司法裁判。基层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遵循适度性、适时性和适格性的原则。基层法院应从源头预防、类案引领、诉内防治、风险管控四个维度打造“判决导向型”的协同化治理模式。     

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其完善

数字平台的参与促进了刑事司法公私合作模式的发展。数字平台因用户授权而具备平台秩序治理的平台权力,平台权力使得平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化出“网络守门人”“刑事司法参与者”两类角色,从客体化的基础设施演变为治理主体。然而,平台参与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和隐私的正当程序保障问题,其背后是公私利益冲突,以及司法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分裂。完善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于,依据比例原则,从参与目的、干预措施和公私利益权衡这三个方面,划分公私合作界限,确立平台的拒绝权;以司法逻辑为本位,落实正当程序原则,完善平台协助和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机制,以及用户的权利保障和程序参与机制。     

论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语义及其运用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利益冲突与纷争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社会,因而建立环境侵权多元化解纷机制,在维护司法解决纠纷权威地位的同时,探索与"诉讼途径"相补充、相衔接、相配合的环境纠纷解决渠道成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主题.在充分认识和发挥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凸显行政调解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功能,通过立法赋予环境侵权非诉讼解纷机制法律效力,进一步作好环境侵权非诉讼与诉讼机制的协调与衔接,进行多种解纷机制的优势统合,从而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     

回应型司法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平台

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司法公信力日渐式微。把协商民主引入司法领域,将传统社会的单向型司法制度改造为多元社会的回应型司法制度是当代司法改革的现实选择。解构传统司法制度的同时,厘清回应型司法的概念、特征及其理论逻辑,将其从单纯的内部自控体系建构成由宪法传导机制、民意反馈机制和个案调处机制三位一体的他控体系与自控体系相统一的回应型制度,使其受制于宪法的有力拘束,运行于民意监督之下,并通过个案调处机制实现对多元社会的协调与整合功能。     

出罪评判的理论模型——社会危害性范畴考量与功能实现

有关“超规范出罪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论项下的热点疑难案件挑战了传统犯罪论的实践应变能力。通过“顾雏军案”再审判决，抛开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进一步论证犯罪行为“危害不大”而出罪并援引《刑法》总则来规范出罪，为中国特色刑法学发展提供一种理论逻辑指向。基于促进刑事法治发展、完善社会危害性理论范畴之初衷，从本土研究视角，引入“情境因素”概念，揭示当代刑事司法裁判的思维逻辑，建构社会危害性考量评价体系。从“法律工程研究”语境出发建构出罪评判的理论模型。     

平等：正当性交通赔偿制度之内核

由交通赔偿引发的“好望角问题”争议,其实质乃是现行交通赔偿制度设置遵循了实证主义法学之规则。现行交通赔偿机制忽视了价值标度,并不具备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正当性的交通赔偿制度,必须遵循新自然法学派富勒所主张的,从确立正当的价值标准入手,并以正当的价值作为制度的内涵。正当性的交通赔偿制度就是以平等为标度,平等为内核。     

功能视角下司法规律性与社会性的调和

规律性与社会性皆是司法的基本属性,作为法律适用的司法过程需要遵循司法的一般性规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司法则应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司法之规律性与社会性的矛盾需要放置于司法功能的角度进行调和。实际上,司法首先是一种判断权,并通过判断实现对社会正义的矫正,在正义矫正的过程中,人权保障上升为司法的首要价值。人权保障价值的植入,为司法权范围之拓展及其程序的设计提供正当性基础和界限,也即司法可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而参与社会治理,而参与社会治理也应止于人权保障的限度。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回应时代的法学发展之嬗变

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给法学带来的解放和推动为主线,以突破禁区,恢复法学探讨的本真要义,转换法学研究范式为始,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回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建构权利意识、构筑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方式,为当代中国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实现政治文明的社会实践提供智力资源,而在这一回应时代变革的法学发展嬗变过程中,也使得中国法学本身由幼稚走向成熟.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法律上的“唯一正解”——从德沃金的学说谈起

司法判断中是否存在“唯一正解”的问题长期聚讼纷纭。当代法理学大师德沃金针对哈特的司法裁量理论而提出在包括疑难案件在内的任何案件中都存在一个“唯一正解”,因而受到了波斯纳从经济分析法学立场出发的批评,而更有力的挑战则可能来自当代的“不可公度”理论,但各家的学说实际上乃立足于不同的底盘。在价值多元流动的困境中,人类依据目前的智识和智慧尚无法对这个问题得出肯定的回答与否定的回答,为此只能将求得解决问题的理想委之于法的实践理性。     

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选择——兼论我国《公司法》的完善

公司治理机制不仅在于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而且还应当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有权以债权人的身份参与到公司内部治理中.无论是从利益相关者、现代产权、公司财务理论,还是法学的视角,都为银行参与公司内部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需要以<公司法>为保障,从调整手段、参与治理的方式和层级、强化银行监事监督权等方面来安排设计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