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洗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定这一史实。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

根据文化人类学中拟剧理论和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某些视角，帝制中国所有与君权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行为、政策、言论、神话、仪式、名号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叙事与表演，透过这种民族集体的或文化整体的连续表演和叙事，就可以发见绵亘于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君权合法性信仰系统。其中，基于君德的合法性信仰为其核心，而基于君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信仰、基于君主显赫功绩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基于君主正当名分的合法性信仰则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在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德育活动中如何对待“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

在社会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学界对孔子的“亲亲相隐”论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肯定“亲亲相隐”论,并给予其重新解读。其反面“大义灭亲”则应当冷静对待。从伦理学理论上看,“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矛盾就是“孝”与“公正”的矛盾,需要在一个对“孝”与“公正”的关系有明确界定的、科学而成熟的规范伦理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够获得正确的答案。但当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还没有这样的伦理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道德定然律令和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处理“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问题。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苏洵的“长议论”与“好权术”

苏洵是一位以主要精力从事议论文写作、并以议论见长的散文大家。就议论文在其集中所占的比例而言,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是首届一指的。苏洵的议论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语言古劲简切,风格纵横恣肆、气势雄放。同时,苏洵也以研究权术著称,其“长议论”是与“好权术”相互联系的。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二”“三”与“多”的观念

在哲学观念中,只要突破了"二",承认了"三",那么,"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三正是通向"多"的桥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说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关系学说,"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提法正是阴阳泛化的二元对立观念的体现。西汉哲学家扬雄首提"三分法",并由此构造出另一套与《周易》的二分法相区别的《太玄》经卦体系,进而提出种种三三见九之说。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表述了一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多元综合的复杂性思想。五行说也具有克服二的简单性观念,将世界的本原建立在复杂性的多样化基元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上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美学的“理”观念述议

本文按探源—征实—发微的顺序，描述了理范畴的历史展开及基本涵义，评述了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尚理倾向的得失，并对理在艺术中的应有地位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中国现代“小说”观念之变迁

"小说是文学"这一命题近代始得普遍认同."五四"后,在西方流行的小说原理、小说观念大规模引入中国的背景下,中国"小说"观念经历了一个通过知识背景转换而争取独立地位--取法美国、法国小说观念以图创新--融会俄苏现实主义小说理论、英法现代主义小说理论等外来资源而力图白创新路--酿造出作家富于个性特色的小说观念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从中可窥见现代历史文化语境的迁延.     

中国现代化视角下青年婚育观念的“理”与“实”

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年成长具有内在契合性,从中国现代化视角下探究青年现象是解决青年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从中国现代化角度出发探究青年婚育观念的“理论”与“实际”,通过分析问题的底层逻辑,从青年视角出发提出实际破局的三点政策建议,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化背景下青年人具体领域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

２０ 世纪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影响下充分发展起来的学科。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方言与民语的调查等多方面的应用性成果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实用”观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是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中国语言学对“实用”性的偏重,使它在实践中产生某些疏漏,对语言本质及理性抽象研究也存在某种淡漠的现象。     

“心”理论及其对中国艺术观念的影响

"心"的理论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禅三家皆重视心的作用。中国哲学一般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两个层面,本心被认为是道德、知识、宗教和艺术的前提,而致力于本心的发明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这种思想影响到中国古代对艺术的看法,即特别重视艺术主体的优先地位、心在艺术创作中的统帅作用以及艺术境界的建构与创造。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变革

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经历了由进化历史观到进化政治观再到进化世界观的发展历程,它不仅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理论基石,而且引起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变革,对中国近代的思维方式、启蒙思想、学术方法以及道德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现象,即表现起落干“维新”与“革命”之间,也表现兴起和话动地域的特定社会环境。而特定的社会和地域环境,孕育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特定历史内容。因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规定了义和团运动的特定历史作用,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从此中国人民由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发展成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自觉斗争。     

中国电影首轮“去戏剧化”表演观念辨析

任何国家的电影表演史,最初都是承接着戏剧的遗产而发展的。当电影表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电影化与戏剧化的异同认知问题,甚至出现“去戏剧化”表演思潮。中国电影首轮“去戏剧化”表演观念的形成契机以及攻防双方的观点,确立了电影化和戏剧化表演博弈的基本思维方法与路径。它们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复杂的纠缠关系。虽然双方在观点上是对峙的,在实践中却是悄然接受对方的有益“养分”,是互为渗透与变革的。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其一,在下沉到经济层面后上升, 其二,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其三,由“用”及“体”,最终触动传统文化的内核。“以人为本”融 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认识上实现了两次社会转型的叠加,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赶超之路。 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引领和推动21世纪中国的发展。 总之,以“以人为本”指引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实践“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