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与“怀疑”:钱穆、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不同体认

钱穆十分欣赏朱子读书之法,指出其读书之法首要"虚心"。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认识,则是强调其"怀疑"精神。钱穆对学术界高唱怀疑论深为不满,认为读书生疑,仍自"虚心"熟读而来。不同的读书法,体现了不同的治学路径和模式。     

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钱基博与钱穆皆为无锡人士,同祖不同支,各有其重视文教的家世渊源。家族文化的不断积淀和传承是“二钱”能于文史著述、卓然名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二钱”的遇识订交源于对中西文化的探讨,相互之间学问上相互推重．同治古文国学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各自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走着一条终老不辍育人兴国的教学之路。     

同遇与殊途:论胡适、鲁迅的婚恋情感及其影响

胡适与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各走一脉的巨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婚恋情感方面,胡、鲁二人遭遇了相似的难题,都有一个由母亲包办的小脚女人;选择了不同的路途,胡适与江冬秀从一而终,鲁迅中途与知识女性许广平共筑爱巢。这一相同的遭遇和不同的抉择,有着各自不同的缘由,体现出殊异的文化心理,并对他们的创作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试析钱穆史学思想的特点

钱穆史学思想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史心“论、“古史层累地遗失“论。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经国济世“的精神。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史观“、“生命史观“、“变化史观“、通史观念等理论。     

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从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两个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断裂,研究传统思想的嬗变与现代思想的兴起,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     

胡适家庭教育思想的文化基因与现代价值

胡适的家庭教育注重子女的“为学”与“做人” ,其核心与宗旨在于引导子女“自立成人” ,成为“自立的人”。这种家庭教育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的优秀传统 ,同时也吸纳了西方文明的现代精神。对于新时期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来说 ,无论是理性认识上 ,还是实践操作上 ,胡适的子女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胡适：传统诗经学的终结者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转变中,胡适的建设之绩不如他的破坏之功。对二千年经学传统的尖锐批判,对《诗经》神圣地位的彻底颠覆,证明胡适是一位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和终结者,他的特殊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与传统复兴

在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成为个体、民族、社会与国家重要的文化认同工具,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两种认同取向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在反思经典现代化模式及现代性基础上,全球弥散着“寻求原教旨”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实践,传统在全球出现复兴的现象。然而,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认同、传统复兴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及历史背景,反映出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主导权、利益分配、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与矛盾。只有充分发挥传统的社会建构作用,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全球性反思．立足于本土性的文化认同与存在,走向普遍主义的全球对话与理解,才是最切实可行的道路。     

现代性的批判与现代性的建构——杜威与胡适现代性思想比较

杜威站在经验自然主义的立场上,对于现代性是持批判的反思态度;胡适站在实验主义方法的立场上,对现代性持赞成的态度。在现代性思想的建构上,胡适背离杜威的立场,误读了杜威的现代性思想。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当代文化认同的思维误区

当代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三大思雏误区:一是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二是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相对立,三是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相对立.文章指出,文化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代人绝不可能以古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复兴传统文化缺乏现实基础,更不可能以此重建文化认同;理性地权衡历史与现实,只能立足于新文化传统,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新文化,才能建构起真正的文化认同;在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应该理性地、批判地对待现代性与全球化.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梦秋由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安徽大学、黄山文化书院、徽州师专、《江淮论坛》和《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单位和团体联合发起并主办的“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８─—３且日在黄山市屯溪举行，来自北京、...     

两位徽州同乡：胡适与陶行知之间

两个“四同”的人 胡适与陶行知是徽州同乡。胡适出生于上海，故乡在绩溪上庄村，1895年2月随母从台湾回到家乡，受9年家乡私塾教育，直到1904年离开上庄去上海上学读书。陶行知出生于歙县城西黄潭源村，1906年入徽州崇一学堂，在家乡度过青少年时光，1908年17岁才离开家乡去浙江杭州入广济医学堂。歙县和绩溪县在清末均属徽州府，上庄村与黄潭源村相距不到50公里。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胡适

毛泽东早期敬仰和崇拜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旗手——胡适,且以胡适为“楷模”。在胡适的影响下,放弃到法国勤工俭学,留在国内了解国情;为湖南的革命运动专门造访胡适。后来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但他们青年时期的交往与相互认同,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论

人生观和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切与体认,是人生观主体对客体从价值-层面上进行归本性的省察和确认,自信为“善”后,从而形成的一种对人生的看法,它的人生的旅途中,为人的行为以及人生道路的抉择起着一种范导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