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文学“政治抒情诗”的话语分析

本文视“政治抒情诗”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重要的“话语类型” ,通过对该类文学作品的知识谱系学分析 ,揭示其所蕴涵的意识形态的变革 ,从而试图提供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     

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新路径

“纸托邦”(Paper Republic)是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重要网站和新路径。“纸托邦”自网站创建以来自觉以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为己任,这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相关,还得益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纸托邦”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特点主要有四,即：偏重译介现实题材作品;选译作品每季以一个标题集中推出但内容多样;作品的民族特色鲜明;译者队伍水平高。“纸托邦”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提供了三点启示：要充分发挥译入国熟悉当代中国文学的译者的作用;要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作用;要注意搭建立体化平台。     

从书写空白到期待宽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之回顾与前瞻——《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之评述及思索

从女性视角介入中国当代文学 ,不仅能够以男性不能企及的女性经验弥补传统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诸多局限 ,而且能够构成迥然有异于传统文学史观的意义体系 ,便于我们从另一个重要的侧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脉络进行梳理。从焦灼书写“空白之页”向构建一种宽容的言说氛围的转型———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新世纪里呈现给我们的值得期待的前景     

“寻根文学”对传奇叙事的择取和拓新

传奇这一文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可借鉴的古典小说叙事资源之一,其中的唐传奇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标志,它的叙述模式、文体风格、和审美趣味等对"寻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内在影响。从拟用传奇文体的合理性和学理性、如何在实践中承续传奇叙事以及对这一文体实践的功过得失等层面上,"寻根文学"重新处理了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种有选择、有目标的文学实践充满着文体自觉和逻辑思辨,成为当代文学汲取古典小说叙事资源的有益尝试。     

对当代文学“政治抒情诗”的话语分析

本文视“政治抒情诗”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重要的“话语类型”,通过对该类文学作品的知识谱系学分析,揭示其所蕴涵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从而试图提供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     

“读经“运动: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自尊“——兼与蒋庆先生商榷

蒋庆先生认为“读经”运动在于培养文化自觉,以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但笔者从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文化、能否达到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认同、能否具备文化的世界眼光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读经”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运动,而只是“文化自尊”的反映。笔者同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早日从文化自尊走向文化自觉。     

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一边倒”决策的作用

意识形态在新中国“一边倒”外交决策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首先是社会主义革命理想 ,其次是反帝民族主义。二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形势使这两种意识形态得到强化 ,构成了“一边倒”的重要促动因素。二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时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 ,虽然也促使新中国领导人作出“一边倒”的决策 ,但不是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 ,“亲苏”是新中国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而在冷战的大格局下 ,“亲苏”就不可避免地要“反美”     

方法·成绩·意义——“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概观

自2005年以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新型学术思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以知识考古学和文学社会学作为研究方法,强调文学＂周边＂语境对文学的控制,历史化地、＂有距离地＂研究1980年代的种种文学问题。这一学术思潮重新清理了1980年代的重要文学事件以及相关文学史叙述,重读1980年代的重要文本,使得那些曾经是不证自明的观念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新面貌。＂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场重大变革,它必将催生出一种全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于研究全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是使世界历史的研究达到一种新境界 ,这就是要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 ,注意世界历史的制度分析和整体性的把握 ;二是为观察社会历史开拓了新视野 ,这就是要求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 ,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 ,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 ;三是为推动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这就是要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 ,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的工作     

“反差不多”论中的“差不多”——以“反差不多”运动中的茅盾与沈从文为中心

肇始于1936年10月的“反差不多”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间引入瞩目的文学论争,作为双方主将的茅盾和沈从文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今日看来,二者间却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新八股”、“公式主义”与“差不多”的问题,发现了当时文坛存在的“差不多”的创作现状,并开出了差不多的“药...     

从本体论到主体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误读

＂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提出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这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内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研究,＂外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经验事实＂的研究。这对范畴传入中国后,从理论内涵到功能意义都发生变异,引起了划分标准、作家归属和读者归属的误读,中国文学批评实现了从文学本体论向文学主体论的过渡,引发了中国文论的＂向内转＂。     

论“80后”写作的先锋性

为揭示＂80后＂写作产生的文学背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索＂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的关系。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写作除具有与主流当代文学显著的断裂特征外,还有对主流当代文学的承续,这种承续尤其表现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上,＂80后＂写作的实验性、反叛性及其＂去儒化＂的精神指向昭示其先锋诉求。     

从“新国民”到“美术人”——梁启超典型思想探赜

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主要包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形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典型化手法等四方面的内容,其发展以1917年的欧洲游历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阶段（1896—1917）,其立足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视野,注重向西方学习,以培养新国民为宗旨;后期阶段（1918—1928）,其立足于文明比较的世界视野,重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以培育美术人为目标。梁启超前后两个阶段的典型思想虽具体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启蒙理想、人格培养始终是其核心要素,发展脉络具有内在连续性,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进特征。其典型思想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础。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寻的艰难之旅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对“现代性”孜孜以求，艰难寻觅。它既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优秀作家、作品，也促使了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与世界文学进行了多方的融合、交流和接轨。但从整体表现上，它还很难与世界文学比肩，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成熟相比，也显得幼稚。中国新文学的路还很长，它只有走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新文学。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绘制世界文学地图

全球化浪潮下的发生的世界文学学科所“标榜”的“世界性”一直受到挑战,而世界文学研究者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也会偶尔不知所措.文章追溯了世界地图绘制史,分析地域间最初的隔膜、语言或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或偏见、强势国家自觉不自觉的霸权主义等对地图绘制的影响,并将之一一“投射”到世界文学地图的绘制中,演绎并比较了几种世界文学地图,展示各时期里世界文学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了非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格局的“重新定位”,最终得到以“椭圆”系统为单位、永远处在“流变”互通中的“完美”世界文学地图,将世界文学发展史映像化,以求更好地理清世界文学的发展任务和方向.     

当代文学中的“树”——当代文学的意象研究之三

中国文化典籍一向有“以树喻人”的传统。当代许多诗人、作家也常常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以树喻人、以树咏怀、以树明志。因此,“树”便成为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文学意象之一。对这一意象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开拓了新的思路。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