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韶》考

孔子论音乐,竭力推崇《韶》。考察一下什么是《韶乐》,对于理解孔子的文艺观、审美理想都是有意义的。《论语》中记载孔子曾反覆地赞赏《韶》,给予最高的评价。例如: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王充论“美”

关于“美”这一概念,先秦诸子一般地都是与“善”这一概念混同起来使用的,但也已经意识到二者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如孔子就曾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可见在孔子看来,“尽美”的可以是“尽善”的,但并不一定都是“尽善”的,反之亦然。这也就是说“美”应当是一个既与“善”相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但是“美”究竟与“善”有何区别,孔子以及先秦时代的其他诸子都没有给以具体说明。这种情况,到了汉代也还是如此。如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曾用虞舜、文武之事来说明孔子上述对于《韶》和《武》的“美”与“善”的看法,这意味着他同意孔子对于“美”与“善”的观点,但也没有说明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一般地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使用的。     

奎章阁本《文选》断句下注体例探微

奎章阁本《文选》是秀州本的翻刻本,而秀州本又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六家本的祖本,那么两者以五臣注为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为文本下注选择断句时,奎章阁本却没有遵循这一要求,依从李善注处与依从五臣注处大致相当,而更为甚者,为了依从李善注,不惜破坏五臣注原貌,对五臣注进行了拆分;却没有为了依从五臣注而拆分李善注的情况。这表明奎章阁本在断句下注时有着自己的特殊体例。     

《论语》“畏”字正解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邢昺疏:“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畏于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将“畏”字理解为“畏惧”,其误显然。杨伯峻《论语译注》解“畏”为“拘”,译为“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意义理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释“畏”为“拘”,仍未属达诂。其实,“畏”应破读为“围”。“畏”属影母未韵,“围”属喻母微韵,二字音近相通。《韩非子·难言》:“仲尼善说而匡围之”,《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     

《孙子兵法》与《老子》的相通

为政与用兵、政治辩证法与军事辩证法的某种相通,在《孙子兵法》与《老子》中表现得很充分。粗略地分析一下这种相通以及相通的历史背景,对于理解这两部兵家、政家“圣典”是不无好处的。 一、孙、老在基本战略性问题上的相通 《孙子兵法》强调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计》）。所以必须首先致力于自身的“不可胜”的努力,确立不败之基。同样,为政治国也有“先为不可胜”的问题,也得先站在不败的基础上。《老子》五十四章（下只注章数）的话叫:“善建者不拔,善抱着不脱,子孙祭祀不绝”。因为当时的国家,是一姓一族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子孙祭祀不绝”,就不只是子孙继嗣问题,而是国家存亡问题。     

诠释史脉络下的《论语》“不逆不亿”章——以辩正“先觉”为基点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对“逆诈”“亿不信”之事的评论,惜墨如金,短小精悍,为后世注家留下了广阔的意蕴探索空间。从诠释史视角出发,梳理历代注家对“先觉”的探讨,可见汉晋旧注“舍本逐末”之弊及宋注工夫、境界相分隔之困,直至王阳明在心学理路下结合良知本体将“致先觉”工夫与“诚明”境界紧密勾连,进而重塑了“不逆不亿”章中的贤者品格,才较为完善地诠解了此章意涵。阳明之解不仅为较为正确地把握孔子之言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个体修持儒家德性工夫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指引。     

《旧唐书》正误四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虽经勘校,但仍有未尽善之处,甚或偶有误校。如《旧唐书·地理四》梓州州叙部分有关析置东川的记载就两处错误,高适、崔宁、张延赏等人的传记中关于一些史事的记载也有错讹,乃至误校。本文对点校本《旧唐书》地理志、列传部分的四处记载失误或错刊之处进行了订正。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考述——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8家(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何晏)。立足于《文选》与《论语》文本及相关文献,经过细致的考证,可以考定李善对这些文献的征引并非皆出于原书,除郑玄注(或其部分内容)外,其余7家注释皆来自何晏《论语集解》,故其实际引书仅为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二种。这一考察对李善《文选注》引书来源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从南北朝迄隋以至唐初,《论语》注疏类著作众多,但占据主流地位的只有郑、何二家,李善注对这两部著作的征引与当时的学术形势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从与李善同时或其前后学者之著作征引《论语》注释的情况中得到印证。     

《容成氏》、《唐虞之道》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

比较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的异同,可以窥见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发展的不同脉络及其复杂性。二者所表现的“尚贤”观念以及“让”的观念并不相同,因此其思想内涵也不相同。它们对禅让的论述,似乎没有引起战国中晚期思想家的过多关注,甚至可以推测它们所阐述的内容,战国后期诸子并未及见。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唐宋学者有关《孔子家语》伪书理论之演成

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非今所有《家语》”是《孔子家语》伪书说的第二个理论来源。其实颜氏本意未必是质疑今传《孔子家语》文本的可靠性,宋代的王柏却将颜注发展为“古《家语》”|“今《家语》”文本两分的看法,并提出了王肃托名于孔安国伪造《孔子家语》说。王柏此说的根源在于批驳朱子借证于《孔子家语》校正《中庸》,从而为他提出将《中庸》分为二篇的创说扫清道路。这是《孔子家语》案涉及到的第二个学术公案。     

魏晋名士的注《庄》解《庄》及其误读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 ,注《庄》者蜂涌而起 ,诸家争胜 ,遂成大观。本文在对崔、司马彪、向秀、郭象诸注本之关系予以辨析的基础上 ,重点就向、郭注庄之异同及其对《庄子》的误读、东晋支遁等人的解《庄》情形及其释玄融合倾向作了探讨 ,认为就“艺术品是对不断更新的理解的开放”一点而言 ,魏晋人对庄学的理解、阐发是有益的 ;但就其与庄学原始义之距离而言 ,却渐行渐远 ,并对后世庄学研究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误导作用。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周易》古义考

《周易》“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 ,而“古义”突出的则是阴阳灾变思想。《易》之“古义”由来已久 ,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由于“今义”被定为官学正统 ,“古义”便逐渐衰微 ,而鲜为世人所知。本文利用新的出土文献 ,对《易》之“古义”的由来与演变进行了辨明和稽考。作者指出 ,西汉以孟、京为代表的“卦气说”当属《周易》古义。西汉“《易》十三家”中 ,起码有八家尚传古义。文章据《淮南子》中的有关资料 ,对帛书《易传》中一直未有确解的“五官”、“六府”、“五正”诸说做出了详细考辨 ,并得出《淮南子》保存有大量《周易》古义资料的结论。作者还依“卦气说”对《淮南子》中先儒一直未明的“八主风 ,风主虫”说做出了新的解读     

关于“武王克殷”年代的是与非

关于“武王克殷”年代的是与非吴薇薇，吴晋生“武王克殷”年代之争有２７家①之多。这２７家只有一家是正确的，那就是被史家否定的沈注《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这２７家中影响较大、值得讨论研究的是以下六家。一、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说这是笔者最近的发现...     

楚简《唐虞之道》与古代禅让传说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是早期儒家集中阐述其“禅让”观的一篇专论。从伴随该篇佚文出土的相关资料、文中内证、春秋战国时局和学术思想的变迁综合考察 ,可推知其成书年代应在战国前期。传世文献中 ,《尚书·尧典》之后 ,诸家说“禅让” ,以墨、孟、荀相对较集中 ,其余多以零碎记录散见于一些篇章。而儒家在孟子以前关于“禅让”说的系统观点 ,全然不详 ,《唐虞之道》的出土 ,填补了这一空白 ,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杜甫《除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

杜甫的《除草》诗描述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毒草;白居易《送客南迁》中的“[艹燅]草”是他在南方生活的一个“困苦”之事。一般注家对杜甫所除之草和白居易的“[艹燅]草”或语焉不详,或理解错误。杜甫所除之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都是荨麻,是一种毒草。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

《论语·先进》第二章记述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但此章“德行”以下部分是否应该与之前部分为同一章,至今并无定论.郑玄《论语注》与皇侃《论语义疏》就存有不同观点,后朱熹认为是一章,刘宝楠、程树德、杨伯峻却认为是两章,即从“德行”开始,当另为一章.后一观点虽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与《论语》成书情况不符.笔者立足于《论语》成书过程,通过考察全书中孔子对弟子的称呼方式,判断章中材料有不同来源,认为《论语》一书虽成于众手,但体例谨严,一章之内主题、时地、人物集中,非随意杂凑.故《陈蔡章》当为一章.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待”字的训释与《逍遥游》的主旨——兼考《庄子》一书“待”字的用法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通“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文中“待”字究竟作何解释妥当?众多注家释为“凭借”、“依靠”之义。关于这一解释,不仅牵涉句中词义问题,而且牵涉全篇主旨问题。 “待”宇有“凭借”、“依靠”之义吗?查考《庄子》一书,“待”字用作此义的有几处: (1)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