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州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消费文化探析

消费文化史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清代广州作为西方文化和消费品输入中国的桥头堡,是清代城市消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范本。本文从对外贸易、中西关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角度审视清代广州的消费文化,考察清代广州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历史变迁,认为它是在西洋人、西洋货和西洋文明与广州的商业文化结合中逐步生成的,并带有强烈的开放性、世俗性、享乐性、时尚性和实用性。这对研究清代广州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京中央公园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公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它为民国文人交流学术思想、建构文化沙龙提供了优越条件,又是民国文人发生浪漫情事、表达故园之思的寄情场所。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各类民国文人对于中央公园产生了不同的精神映像,从中可以透视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从广雅学生日记所见的民国中学校园生活

民国时期的新式中学教育处于起步期,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广雅中学的学生日记为主要资料,从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家庭状况、职业教育和体育课程几个方面探讨民国中学校园生活,以加深对民国中学生这一群体的认识。     

民国医疗社会工作述评与当代启示

民国时期北平协和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济南的齐鲁医院等医院相继成立社会服务部开展医疗社会工作。民国医疗社会工作起步不晚,但分布不广;以经济救助为主要内容,以个案工作为主要手段;与学校互动,实践与教学良性循环。民国医疗社会工作的开展凸显了以北平协和医院为代表的相关医院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国医疗社会工作对当代我国医疗社会工作的复苏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清末民国时期广州金融风潮的应对

广州在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广州和香港分别设立的分支行为世界列强在华银行之滥觞;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开业后,即在广州、汕头及香港等地设立分行.民国24年(1935),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央银行;民国26年(1937),广州地方官办银行的资本总额约为3400万元,占国内地方官办银行资本总额的40%以上.广州近代银行制度在清末逐渐萌芽并在民国前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华南财团",广州官办银行在国内同业中处于执牛耳之显著地位.近代广州政治紊乱,经济动荡,商民的心理素质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大规模的金融风潮.一方面是新型银行等近代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因银行挤兑等引起的金融风潮又此起彼伏;再有就是历届地方政府都在绞尽脑汁,通过强行调节毫银和纸币的流通比例来化解金融风潮,三者相叠加构成了一幅既千奇百态又万般无奈的金融画卷,由此可窥中国近代金融业形成、发展状况之一斑.文章通过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以清末民国时期广州所发生的七次较有代表性的金融风潮入手,对政府、公安、商民和银业等四个阶层在金融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剖析,以点带面再现了近代广州社会的金融百态,得出有规律的历史经验.     

以商业文化的创新发展推动世界商贸中心建设

广州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其商贸发展源远流长，唐代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朝时又具有“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新中国建立后，又成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唯一举办地。改革开放以后，广州的商业发展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千年的商业繁荣，形成了广州独特的商业文化，其特征表现为：务实低调、开发包容、灵活变通、追求和谐。当前，广州提出要建设世界商贸中心，就必须克服广州商业文化的保守性和功利性，培养合作精神、强化诚信意识和拓展世界视野，实现广州商业文化的创新发展。     

民国时期的“郊区型农业”--以北京［1］西北郊为例

文章以民国时期北平西北郊区的农村为考察对象,其范围在距北平城墙20里以内,也就是今天海淀区西北二至五环之间的区域,例如北面的清河、西面的四季青、西北的昆明湖下游流域。文章综合参照当时的社会调查和报刊、档案,从郊区民众的角度解读郊区型农业。这种农业形态打破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土地集约化经营,是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农业,是农民创收的途径之一。一方面满足了北京城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增强了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但是,郊区型农业在民国时期并未得到发展。在战乱不断的历史环境下,农业成为各时期政府竞相搜刮的对象和饥民的避难所。     

巩固阵地 拓展市场──广州市国有商业企业出路的调查和思考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通商口岸，又是当今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大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商业企业在销售额、人均创税利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效地促进了广州商业的发展，成为商业流通领域的主力军。近年来，境内外一批名牌商业企业以特许、连锁、传销、直销等形式进入了广州，并以其低廉的价格吸引广众多1：薪阶层的消费，对国有商业企业构成竞争之势。随着大批商家进入羊城，由各界投资的商贸城、大型购物中心在城区内外拔地而起。原来占有的市场被分割、购买…     

林纾抄本小说《明时演义》考述

《明时演义》是林纾在民国期间抄写的一部报章小说合集,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属海内外孤本.小说作者、发表刊物均无记载.本文对林纾抄写该小说时的心境及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论述,通过考辨指出,其作者应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程道一,该文刊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报刊.抄本小说《明时演义》对了解当时的报刊文学发展及目前的林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月份牌上的复古风

正时间的刻尺,每一度都有标记。20世纪20至40年代是月份牌广告的繁荣时期,在内容上以美女题材居多,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也有时装美女与摩登女郎、电影明星等。当时明星美女,如影后胡蝶、阮玲玉、陈玉梅、周璇等一批民国时期一线女明星的形象都被绘入月份牌广告画中,成为民国月份牌的一大亮点。以十位民国当红女明星的形象为蓝本而绘制的经典月份牌广告画和年画,极具带入感,借一幅画的时间,供欣赏者从中     

论近代北京商业的特点

在近代北京的历史上,商业的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政治动荡、人口数量众多、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并存等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一时期的北京商业遵循着本地市场的发展规律,因应时势,创造出了独特的北京商业文化。本文以市场为研究对象,从市场环境、商人群体、营销风格、消费形态与品牌意识五个方面论述近代北京商业的特点。     

发展广州现代流通业的探讨

文章在分析广州现代流通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要采取扩大消费需求、抓好食品放心工程建设、深化国有商业企业改革、扶持民营商业企业发展、搞好商业规划、抓重点项目建设、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治标治本之策。     

1999年广州消费品市场回顾与2000年展望

１９９９年,广州消费品市场持续稳步增长,但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总体效益仍然出现下滑趋势,通货紧缩未能有效解决。展望２０００年的宏观环境,有利因素多于制约因素。要继续发展消费品市场,必须拓展消费领域,农村市场和民工消费市场;加快广州商业与国际接轨;引进外资,加快连锁商业的改造;转变政府职能,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为形成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大市场创造条件。     

创变中的民国学术

作者就民国学术的社会背景和思维方向,撰写了此文.文章由几个问题入手,力求对民国时期的学术作宏观的把握.认为民国学术在由私向公质变的基础上,充分显示其固有的兼容并包之长,缓缓地流向世界文化潮流,从而表现出中西交汇的特征.     

论民国妇女身份的转变对幼儿公育思想的影响——基于民国学者视野的考察(1912-1949)

民国时期,妇女从事职业、服务社会的趋势及妇女解放运动,造成了妇女身份地位的历史转变,并因此与妇女的传统育儿劳动产生矛盾.民国学者希冀通过幼儿公育事业的发展解决此矛盾,提出了许多设想,丰富了民国学前教育的思想内涵.     

对广州城市文化的若干思考

广州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培育世界文化名城,塑造自己的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其核心即为凸显以文化为中心、以文化为引领的发展方针.为此,要正确把握广州文化发展的历史,重视创新广州文化的历史因素与传统价值,推动广州城市文化创新发展.     

留学生群体与民国时期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

民国建立后,开始了以学制改革和教育行政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制改革。其中学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为"壬戌学制",不仅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而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成为民国学制的典范;教育行政改革则建立了不同于清代的新的中央―省—县三级教育行政体系,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根本上讲,民国学制和教育行政体系的架构及其设立取决于民国时期的政治体制,但在具体过程中,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执掌教育部的留学生官员和全国各地留学生出身的教育家,起到了领导、主导、起草和宣传等多种作用,推动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型。     

广州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对策研究

文化旅游业是以开发旅游资源的文化特性为主要特征的综合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不仅是旅游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实现差异化、品牌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广州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效途径。本文立足于广州文化旅游业的现状,从产业资源流失、管理体制不顺、缺乏创意品牌、人才队伍不强等方面分析了广州发展文化旅游业面临的问题与障碍,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有裨于广州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以海上丝绸之路重构广州开放型经济优势的战略思考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如何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重构广州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广州作为一个千年商都,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独特的区位优势、与东盟等国的合作关系、强大的城市群带动作用以及悠久的商业历史和传统都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构广州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体系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各地的因地制宜和先行先试。文章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协作和产业转移、开展主题商贸旅游、放松贸易规制、提升文化影响力等方面提出现阶段广州以海上丝绸之路重构广州开放型经济优势的对策思考。     

试论行商潘氏家族人才特盛的原因

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行商名声享誉全国,尤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盛。潘家除了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就外,在文化事业上也贡献良多,后代文人辈出。文章试从制度、社会、经济及家族观念几个方面考察,试图找出潘氏家族屡出人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