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自治主导下的司法干预之纬度

公司自治具有满足公司内部主体的人性关怀和促进经济发展之功用,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倡导和立法所规定,但公司自治的固有缺陷需要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行政管理性干预不同,司法干预具有公正、最终权威决断之本质,导致司法干预广度和深度逐步增强。由于司法过多介入会损害公司自治的正当性实现,所以,司法干预应适度,应遵循公司自治为主导、维护公司正当性决策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合法性干预为主导合理性为例外等基本原则。     

公法介入私域：平台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本是私法问题,公法介入保护需审慎,公法保护个人信息不能仅基于功能主义,还应基于规范主义考察。在场景构造上,个人信息可能关涉公共利益,平台也可能因履行公共职能而做出国家行为,公法只有基于公益维护和针对平台国家行为才可介入。保护路径方面,当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时,行政主体可采用事前许可、事中监管与事后处置等方式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检察机关也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保护职责。当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可将公法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适用于平台行为和损害救济。公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合理限度。公法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应以平台违反公法义务或违反私法义务达到一定规模为前提,公法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应只对平台准行政行为渐进适用公法。     

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违反强行法的法律行为无效是各国的共同规则,可称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强行法应仅指公法上的强行法,私法上的强行法是自治规范,违反它的效力最严重的不过是"不生效"而不是"无效"。违反公法的法律行为是否无效,必须探究公法的目的,并运用比例原则来限制对公法目的的解释,以进一步区分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民法也不能排除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适用。违法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功能截然不同,两者不能统一。     

辩证的私法自治——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石与路径选择

在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型过程中,私法自治理念内涵发生变化。强调辩证的私法自治理念即强调既要以私法自治、私权神圣为中心,又要以包括法律家长主义在内的国家干预理念对其补充,实现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动态平衡。将辩证的私法自治理念作为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石,即要求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应采用较少限制的法律家长主义,在意定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呼吁全权的个人自治,在法定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意愿。     

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衡平分析

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两个具有不同评价向度、互动机制的判准路径,对司法权运行方式的制度安排和法官裁判思维模式的演化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而两者以各自不同的评判约束机制促使着法条主义(判决)与民意之间的沟通回应、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之间的制度链接、严格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互动博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协调磨合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替代互补。     

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

法治实践表明,通过合法性标准规制政府权力虽仍有必要,但其效用已递减至极低限值,故应突破传统法治主义预设的合法性窠臼,辅以正当性标准,形塑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用的二元体系。正当性司法审查,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当前应被深入挖掘的增长点,是刺激政府权力向善的新的动力源。秉持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并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关"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规定为据,正当性司法审查应确立"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坚守程序公正、比例适当、有效参与、程序效益、程序的可接受性、程序规范化、行政便宜性等原则。同时,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应对正当性司法审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弊端。通过此种路径,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     

金融监管规章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名否定合同效力——以伟杰天策股权纠纷案为例

行政规章不属于《合同法》中直接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这与金融业强调监管审查,但立法层级不高的现实产生了冲突。在此情形下,行政规章借"公共利益"的外衣否定合同效力成为司法裁判中可选择的路径。本文在商事案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法律解释学的方法,选取了伟杰公司和天策公司的股权信托纠纷案,对其裁判思路进行分析。《民法典》"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是"不违背公序良俗"具体化的表现,故违反规章进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合同也应无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价值性的不确定性概念,应作为兜底条款进行适用,并且在裁判说理中充分论证,避免得出违反规章等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     

司法认知——既判力事实的另一视角

诉讼法一般是从证明对象的角度看既判力事实是否对涉及该事实的后诉事实的预决效力,而少有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认识既判力事实的预决效力,既判力事实是否具有预先确定的效力,法官在后案中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作为司法认知的事项直接进行确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断然肯定或是否定既判力事实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都是错误的.既判力事实对司法认知的效力具有相对性,有的既判力事实是司法认知的对象,有的既判力事实则不能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     

论私法中的私法自治与公法强制——以民国初年的不动产登记立法为例

私治自治既是传统民法重要的法律原则,也是一种法律技术和研究进路。然而,它的局限性是非常明确的,在不动产研究领域,如果不能以客观态度看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难以形成科学的认识。因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规则,在民国初年经历了从契约主义到登记对抗主义、登记生效要件主义的变迁,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公示方式的变化,实质上却是公法对于私法法律关系形成过程的渗入、控制过程。这说明,在私法自治的空间里,公法强制的因素已经融入并与其一起构成私法规则的整体。     

构建律师事务所管理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律师事务所管理评价体系具有执业行为效果的指引与预测功能;它基于公权力管控和团体自治的需要而生成,是公私法融合的结果;它的推行凸显了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行政方式的多样化。现阶段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推行评价体系具有现实正当性。构建并推行律师事务所管理评价体系的关键在于:一是评价标准体系应符合市场与律师行业的内在要求,二是评价的目标、过程、结果应与激励机制相连接。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渊源及其适用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渊源分为正式法律渊源和非正式法律渊源,非正式法律渊源只能在正式法律渊源缺乏相关规定时才能适用。农村集体经济的正式法律渊源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法律解释,非正式法律渊源有非立法性文件、习惯法和法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非正式法律渊源的适用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适用,二是通过适用法律原则而间接适用。后者更适合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制现状。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研究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要在行政过程中发挥其监督、沟通等效用,最重要的是对其效力的保证.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具有促进行政民主、实现行政法治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意义.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效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和行政公共性在实践中的缺失,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空间在于行政行为效力的有限性和阶段性.因此,其效力体系的建立应该以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效力与行政行为效力的平衡作为指导思想,由启动力、沟通力、救济力、信赖力等内容构成,其中启动力是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前提,沟通力是相对人真正地介入行政过程,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行政行为相融合的表现,救济力和信赖力则是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保障.     

早期英格兰行政司法化传统的宪政意义

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行政化特征不同的是,早期英格兰走上了一条行政司法化的道路,国王通过司法完成了对社会的控制.被动、消极、中立的司法程序使得王权的行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行政司法化使得早期英格兰司法获得较早的独立;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作茧自缚”;社会秩序在平稳的司法治理中得到了很好地控制;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了极大地尊重;早期英格兰地方自治传统得以维系.因此,行政司法化很好地契合了宪政的内在属性.     

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

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①自治,目的在于保障学术自由,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在我国,表现为高校自主权的大学自治在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扬弃,使得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有了理论上的基础.我国高校是行政主体,其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应该寻求平衡点.基础关系与营运关系区分的理论为司法介入大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标准.     

行政司法的正义追求及其实现的伦理思考

行政司法本质中蕴含着丰富的正义价值追求: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正义实现、保证公共权力实施的正义性、保证审判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为公正诉求提供实现途径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行政司法正义价值的实现面临着诸多伦理困境:制度设计上的权力扩张倾向导致制度正义缺失、运行程序的不正义倾向导致不当行政裁决、行政司法主体的不当作为导致行政相对人利益受损等。保证行政司法正义价值实现的伦理路径包括:行政司法制度设计应体现正义价值、行政司法权运行程序应符合法定程序、健全行政司法主体道德约束机制等。     

商会自治权初探

商会自治权是一种与公权、私权并列的新型权力.它包括规章制定权、监督管理权、惩罚权、争议解决权.商会自治的效力集中体现在自治规章与制定法的关系上.为抑制商会自治权在运作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必须对其进行规制,这种规制表现为立法规制和司法规制.     

司法能动、法官造法和知识产权法定主义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作为私法体系的一种结构性原则,其理论基础同于物权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历史地看,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与司法能动关系密切.坚持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推不出来应当反对司法能动,限制法官造法的结论.     

论公司的社会责任与竞争力

公司社会责任是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公司的营利目的与承担社会责任表面相悖，但可以从公司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品性挖掘出：公司法对公司的调整与规制是要在私法自治和政府监管之间寻求一个理性的平衡点。因此，公司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以提升竞争力是一条可以选择的相容路径。应该承认并尊重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背后的营利动机，以激励法律制度创新。     

行政强制中的父爱主义及其司法控制

行政强制中父爱主义的正向价值体现在法律父爱主义对公民利益、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公众所接受,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律父爱主义下有些强制性规定却让行政相对人难以接受,甚至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加强对行政强制中父爱主义的司法控制,应扩大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将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全面监督依法行政;放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使公共利益范围内的每个公民都有权进行司法救济。     

法律行为制度的私人自治根基

私人自治是法律行为制度的思想根基.私人自治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的事实是法律行为的概念与制度产生的根本因素之一.法律行为旨在实践交换正义与纯粹的程序正义,自治基本上就能满足法律行为伦的要求.由实行私人自治原则所致,以法律行为制度为其独特且主要内容的私法必然是形式主义的,从而呈现出形式主义的品格.认为法律行为成立是事实判断的通说有误,此种定性使自我约束不彰,从而亦断送了私人自治(自我决定)的生机.现行正面规定有效要件的立法模式欠妥,通过建立“成立推定有效”规则,并使积极性的“有效要件”转变为消极性“效力阻却事由”,不仅可建立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体系”,亦也可使私人自治获得体系性实现.无论是强制性规范“有效要件”还是公序良俗“有效要件”,均为概括条款,司法适用时应慎之又慎,以免过度戕害私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