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难民”到“小战士”: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灾害动员的模式初探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进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党和国家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内在需要和宝贵经验.建国60年来,党和政府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部门为领导者和主导力量、以广大社会民众为主力军和依靠力量、以人民军队为生力军和中流砥柱、以权威媒体为中介桥梁和引导力量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模式.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社会动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条件,而采取正确的社会动员方法才能达到良好的动员效果。为了广泛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动员民众的方法,即:以满足民众物质利益为特征的物质型社会动员;以精神鼓励为内容的精神型社会动员;以及通过多种形式的组织吸纳广大民众参加抗战的参与型社会动员。     

略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动员经验,主要包括:立足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开展全面深入的社会动员;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动员放在首位;充分依靠各级机构,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始终坚持利益引导,紧扣利益进行社会动员;创新运用各种载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社会动员等.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当前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健康的重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整合资源、凝聚共识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缘于对人民切身利益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围绕卫生防疫、反美细菌战和除害灭病等问题,发挥集中领导、统一部署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运动式的社会动员虽然存在持续性不强、盲目攀比、随意定指标等瑕玷,但经过反思和纠正,并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思想自觉,树立模范典型,灵活施策,综合整治等措施,最终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促进了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增进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抗战歌曲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以歌词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抗战歌曲进行宣传动员。从歌曲歌词看,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宣传动员:在政治层面上,宣传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感,培育民族国家观念;在军事层面上,宣传八路军的军纪军貌和抗战业绩,鼓动青年积极参军;在经济层面上,鼓励民众发展生产,以供给战争所需;在文化层面上,动员民众学习文化,反对封建迷信思想。由于抗战歌曲通俗易懂,易于传唱,特别容易产生"标语式口号",在军民中广泛流传,社会动员效果明显,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战略口号三次变化的历史特点及经验

“民众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和历史活动的主要特征。围绕着民众动员,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客观形势,中国共产党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口号,以此作为动员民众参加革命运动的纲领。这些口号在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有三次,由此实际也形成了中国革命进程中重要的历史分界。三次战略口号的内容和特点虽各有不同,但都准确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潮流发展的趋势和主流民意的变动,因而推动了中国民众的不断觉醒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复兴起。     

“冗余力量”：公共危机动员中的“短板”

随着目前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越来越需要对公共危机的动员,然而由于政府传统动员机制的惯性、媒体宣传的过度动员和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不足等原因,常常有＂冗余力量＂产生且容易被忽视。这类力量是在公共危机发生后,不依赖于正式动员机制而通过自发行为进入公共危机事件中试图展开救助行为的不合格组织及志愿者。有效处理＂冗余力量＂依赖于政府、媒体、非营利组织和公众等多元力量协同治理。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兴家计划与生产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变传统小农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制订兴家计划的工作。在实践中,虽然此项工作遭遇了诸多困境,产生了一些不足,但是中共边探索边总结出一套改进与提高的方法,包括宣传释疑、注重策略、干部先订、因户施策、提供贷款、劳动互助、生产竞赛。最终,兴家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彰显的意义更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组织全面扩张、渗透进农民家庭,开展生产动员,制订兴家计划,改造家庭伦理,进行精准扶助,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化与计划化的一次伟大尝试。     

“倚靠体制,面向社会”:体制外公益组织“准社会化动员”的个案研究

"准社会化动员"是体制外公益组织适应"后总体性社会"的产物,其精髓是"倚靠体制,面向社会",其特点是:借用体制因素、以社会资源为目标、采用社会化手段和社会取向。"准社会化动员"显示了"后总体性社会"中,公益组织体制外出生,自下而上,走向与体制良性互动、合作发展的独特路径。     

中共在晋察冀边区的民众组织与动员——以日本文献为中心

革命动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但是,如果民众没有组织起来,是不可能表现出伟大力量的。组织民众不仅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因与革命历史传承,更是挖掘革命动力源泉的现实需要。在创建晋察冀边区的过程中,中共以抗日武装开启民众组织的创建,以"党政军民一体化"推动民众组织的发展,以体系化的民众团体组织民众,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民众组织动员道路。在民众团体的组织动员下,晋察冀边区民众战斗在抗日救亡的前线与后方,活跃在经济生产的台前与幕后,扎根于民众教育的中心与外围,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在华北的发展与巩固,掀起了生产自救的革命高潮,奏响了革命抗战的响亮号角。     

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双向塑造关系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二者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源自于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普遍利益的代表性、“以党建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搭建了政治屋顶、通过“组织革命”凝聚各民族、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执政绩效。而各族人民所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又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标追求更为清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动路径更为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整合更为有效,中华民族共同体延续的物质保障更为雄厚。这为我们认识政党认同和国族建构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以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方向、规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单位制形成早期国营企业的“参与性动员”

在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单位制早期组织制度建构的进程中,国营企业始终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核心部门被纳入社会动员体系之中。以1956年一长制领导体制变动为界标,国营企业"参与性组织动员"的实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国企主要依托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等途径展开体制性参与,并开始尝试以车间班组为单元,将工人纳入参与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改革,以切实激发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虽然此时期也存在劳动竞赛、劳模示范、班组核算等参与形式,但其功能却被强调行政权和技术力量的一长制所限制。以一长制废除为标志,国营工厂展开了以"工业八大员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由工人直接参与生产管理的模式,将参与性动员推向高涨,并形成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特征的国企工业民主的典型经验。透过20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参与性动员启动和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单位组织及其制度建构最初的范型,同时窥视出单位参与性动员体制特有的局限。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机遇、风险与应对

人工智能时代,政党形象的构成要素与生成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工智能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提升朝气蓬勃的形象、权威高效的形象、民主亲民的形象。但人工智能也会推动“透明政治”的到来,加剧“群体极化”现象,产生“算法偏见”问题,给政党形象构建带来风险。应将人工智能纳入政党形象建构的逻辑之中。在主体维度：运用人工智能推进政党自身建设;在客体维度,借助人工智能增强政党对接公众能力;在媒介维度,优化人工智能提升政党媒介治理水平。     

试论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党的阶级基础是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首要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是党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决定因素,加强党的建设是党保持先锋队性质的根本经验,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保持先锋队性质的必要条件。     

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财富虚拟化的“资本动员”及其内在限度

"财富虚拟化"是"财富实体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是"资本逻辑""社会化""技术化""网络化"运行的必然产物。在客观形式上,"财富虚拟化"顺应了财富自由与效率、流动与便利、易操作和低费用的"文明化"需求,符合"资本时代"及历史运动发展的大势,业已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全球性的发展课题。同时,财富形态的"非实体化"、自成体系、自我运转,在逻辑和事实上也催化出一种"虚拟至上"文明观念和社会行为。这一现象与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虚拟化、社会运转的虚拟化具有内在的"共通性",同属于"虚拟文明"的逻辑范畴。这也决定了要返回"财富本身",必须深化"实体和虚拟"的辩证法认识,必须对"虚拟"优先性的逻辑和价值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     

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在当代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中体现。走在科学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现代化以其创造性,展现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在当代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现代化正凸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充满着希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