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理论的丰富完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新探索。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需要关注其四个方面的特征：思维方法上的辩证性、理论品格上的实践性、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和系统基础上的法治性。要准确把握这一论述的鲜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认识,加强中国政治制度和施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加快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面临治理主体权限模糊化、治理内容复杂繁琐化以及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等多重困境。为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契合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运用PDCA循环理论,建立以“状态分析-机制构建-机制评估-机制改进”为主线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计划阶段明确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村民协同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主体职能结构,依托“一建五治”模式推进治理创新;实施阶段积极优化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和集中建设布局打造党建“红色引擎”,通过平台建设、秩序重塑、信任机制和领导协调四方面形成多层次资源支撑保障机制,同时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检查和处理阶段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反馈的应用,加入公众参与的视角,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评估路径,满足乡村社会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实施,提出乡村基层应继续推进多元协调治理,正确处理社会内部矛盾冲突,以“五治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高质量审计助力大学治理现代化：逻辑必然与功能优化

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独特作用的政治高度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出发来谋划审计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审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认识和理解审计在大学治理的逻辑必然,有助于强化审计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有效释放审计综合效能,提出高质量的审计结论。以审计功能优化促进大学制度和机制的健全、完善,在高质量审计助力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建设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控治理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指出了统一战线领域实践中存在的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及有效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新时代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基于统一战线领域具体化的风险内容及其风险特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防控治理统一战线领域的风险的方法,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应客体需求的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解析

民族事务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可根据属性划分为身份事务、权益事务、政策事务、创建事务和关系事务。民族事务除了具有公共事务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特定性、广泛性、复杂性的特点。作为治理客体,民族事务对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提出了诸多要求。着力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效能,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依法治理、政策运用等多种能力建设于一体。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论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学一个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命题。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对国家治理作了充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运用,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内生力量,同时又注重吸收人类先进文明。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运用现代化思维、高扬现代化精神、发展现代化理论、创新现代化方式。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对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推动公共事务管理由管制向国家治理不断转变。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涵义、特征要素、内在机理、现实困境、实践路径等领域不断进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回应了“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怎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关切。当前,应进一步思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问题、国家治理各领域联动改革的问题、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广度和深度的问题,为实现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支撑。     

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各方面难题的长效之策,而有效的政党治理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政党治理的视角透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层面上有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推动自身的发展变革、如何管好党、如何执好政、如何推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从现实层面看,发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以及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可以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动力。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实践的内在联系,对推动和把握二者的互动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有裨益。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系列挑战,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价值路径、制度路径和实践路径来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完善政党治理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然”探赜——基于平安中国建设的思考

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被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上，并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从平安建设的视角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具有本源性、接续性和导向性，必然、应然、使然是理解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在立足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国内环境的时代性和市域层级的特殊性的基础上，透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大问题、三个层级以及五类风险等内在意蕴，能够有力推动治理观念现代化、治理体制现代化以及治理方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治理难度大;多民族且各民族多各自聚居,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中国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理论为主体,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观,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以及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治理实践、道义经济理论、天下主义的社会建设抱负,可视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相契合,也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相适应。因此,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应共同努力,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期中国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论农民理性化的表现与原因——以河南省汝南县宋庄村的调查为例

最近10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其核心是农民的理性化,包括农村人际关系、农民人生目标、人生态度及农村权威的快速理性化。农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在于中国特点的现代化路径。农民快速理性化不仅影响了乡村治理的基础,而且改变了传统伦理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