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阐释学理论中的阐释者主体意识

本文从梳理鲁迅的阐释学理论发展的轨迹出发,分析其阐释学理论中的主体意识的表现形式和操控手段等,指出鲁迅的阐释学理论与实践中表现了强烈的阐释者操控意识,无论是“意译”策略中的改译、删译还是“直译”或“硬译”观关照下的“欧化”阐释都有鲜明的主体意识蕴含其中,以达到其借阐释改造国人思想、语言和文化的目的.     

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评张江的“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

张江提出的"中国当代阐释学"构想是旨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贵尝试,他通过一系列论文以及与中外学者的广泛对话初步勾勒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张江在如下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异同与关联、阐释的"公共性"的确切意指、"理解"与"阐释"的关系问题、"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中国话语资源与理性基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     

阐释的边界——新阐释学视野下格林布莱特“文本阐释”论与利科“文本占有”论的间性弥合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商讨谈判"权力话语的自我塑造和"厚度描述"社会能量的流通范式为旨归,呈现出一种向"新阐释学"视域敞开的价值评判维度。格林布莱特将阐释学"‘视域本体’融合"的方法论观念向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整体性开放,从而将主体间性、理解间性和文本间性等多重"视域间性"逻辑并联、内在统筹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将方法论维度的历史性进一步"历史化和意识形态化"到具体文本(作品)的文化阐释与意义理解上。     

阐释的公共性与客观性——兼论对马克思的先验阐释

阐释的真理性基于它的客观性,而阐释的客观性则必须落实为阐释的公共性。因为在人文科学领域,阐释的客观性表现在阐释的说服力之中,并将自身实现为阐释的公共性。真正具有说服力的阐释都是自由的、即携带着创造性理解的阐释,但这种"自由的创造"必须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就来自阐释的公共性。有关马克思学说本质的先验化阐释,看上去像是一种主观性阐释,但其最终的理论诉求却是阐释的客观性和公共性。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

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倡议已经提出20多年了,但究竟如何使我们谈论的阐释学获得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独特性却始终是个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大家说来说去似乎还是超不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赫施等人开出的论域。在这种情况下,张江教授提出的“训诂阐释学”之说就格外值得重视。因为这是将中国阐释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引进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工程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那么,如何才能真正使中国传统训诂学的精神和方法获得阐释学意义呢?换言之,如何才能使我们建构中的阐释学成功吸纳传统训诂学的资源呢?这显然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将训诂学和阐释学简单相加肯定是不行的,二者之间需要一个转换的“中介”,如此才可以展开双向改造,从而建构一种作为阐释学的训诂学或作为训诂学的阐释学。这或许是“训诂阐释学”的真义所在。     

中国梦基本问题的理论阐释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中国梦是其执政理念的鲜明总结,贯穿于其中的基本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实践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基本特征。它的提出,有助于凝聚改革动力,有助于增强“三个自信”,有助于巩固华夏认同,有助于促进中外交流。实现中国梦,需要发展中国旗帜,坚持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论文学的多种阐释模式

文学的阐释模式纷繁多样,有社会学派的阐释模式、心理学派的阐释模式、文化学派的阐释模式、生命学派的阐释模式、结构主义的阐释模式.文学阐释模式的多样性产生于阐释者与文本对话的方式和目标的多样性,在本质上,是由文本的复杂性和世界的丰富性所决定的.这种状况显示出人性的多极性以及人类精神出路的种种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对抗性阐释”及其阐释学意义——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圣麦克斯”为例

在文化立场和价值导向上,比较容易做到的是"顺着说"和"接着说"。但在已有的框架之下,强大的对手面前,要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对着说"是基本方法之一。对抗性阐释就是以批判和冲突的方式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本进行对话,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保持一种不合作、且反对的姿态,并在此基础上用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一种新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篇章中就是用查找问题的方式进行一种对抗性阐释:(1)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2)个别阐释对象与普遍规律的逻辑关系问题;(3)语言与思维的逻辑关系问题;(4)起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关系问题;(5)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他哲学家的断章取义的问题;(6)理论资源和文献来源的问题。通过以上6大问题从"逻辑"、"历史"和现实等角度批判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理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阐释方法对中国阐释学方法论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经学的审美阐释

朱熹的经学阐释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囿于学科界限,其背后的整体精神内涵鲜有人探索。朱熹偏重义理实际与其天道性命心心相传的生命美学追求密不可分。朱熹以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重新结构《诗经》阐释,辨析诗的抒情本质,突显"性情之正"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对和谐、审美的存在体验的重视和追求。除此之外,朱熹在《大学》修身工夫上追求"至善",在《中庸》阐释中强调以心传道、"至诚无息",其实也是诉诸生命之美,表达在天地人心的相通中传承生命之存在体验的美学理想。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论趣味阐释——兼谈中国古代诗文评的生产性问题

阐释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这不仅是由于阐释主体的复杂性,而且也是由于阐释对象的多样性。对以虚构的人物、故事或者自然景物描写为内容的文学文本的阐释显然不同于对记载真实事件或者某种抽象道理的历史文本或哲学文本的阐释,而对于记录着某种瞬间感受、朦胧情绪的诗歌的阐释又不同于对叙事性文学的阐释。这就意味着阐释必然具有多种形式。"趣味阐释"是中国传统诗文评解读诗歌的主要方式,它在言说方式与运思方式上与通常意义上的阐释有着很大不同。趣味阐释基于趣味而又创造着趣味,在这个意义上说,趣味阐释又是一种具有创造性或者生产性的诗歌解读方式。     

70年来中国文学阐释模式的嬗变及文艺学走向

文学阐释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进行文学阐释所共同使用的一种研究方式,它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乃至思想文化状况相关联。因此,对文学阐释模式的历史嬗变进行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文学思想、文学理论和时代思潮的大致走向。1950年代是"经验阐释"与"观念阐释"的交锋,这可以从关于《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讨论中看出来。1960、1970年代"经验阐释"式微,"观念阐释"走向极端,成为一种变体。1980年代出现的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技术阐释",以新老"三论"为代表;同时,此期的"观念阐释"也得到新发展,这集中体现在关于鲁迅小说的阐释中。至199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各种文化理论的引进及运用,一种可以称之为"理论阐释"的新模式独领风骚。21世纪以来,随着"70后"、"80后"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文学阐释模式的多元格局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