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历史诗学及其哲学内涵

本文试图从两个相关的基本层次来分析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首先,在历史诗学的层次上,围绕"疯狂"所形成的历史性叙事可以大致区分为四种主要的类型(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演变线索实际上构成了整部著作的基本框架。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些话语策略还同时具有哲学上的内涵,它们对应着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历史性转化,从而揭示出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深刻关联,并为我们进一步反思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不可归约性：保罗·德曼的反讽哲学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认为,修辞性是语言的本质,任何文本都是以一种自我解构的形式存在。在他的反讽哲学中,转喻被看作是反讽的本质,是导致意义多重性的重要因子,任何解读都是对反讽链条的人为中断。反讽的共时性结构和双重结构是其运作的基本模式,是促成语言意义多重性的必然。反讽作为文本的自觉叙事基础,存在于叙事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点,在建构叙事的同时也解构文本意义。     

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

本文重点辨析了金圣叹的“以文运事”说与“因文生事”说,指出其旨在区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界限;前者表明,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是与外部世界构成“毗邻性”关系的“转喻”世界;后者则表明小说实际上是借助写作法则建构而成,是与外部世界构成“相似性”关系的“隐喻”世界。     

《堂吉诃德》的反讽叙事话语范式

本文主要从小说《堂吉诃德》的认知范式、讲述范式及语体范式分析着手,探讨了反讽在其叙事话语中的渗透与紧密结合,揭示出反讽与叙事二者在小说人物整体塑造上的意义及对主题的重要贡献。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网络修辞学：超阅读与批判素养

链接是网络超文本结构中最核心的要素,指的是将一个超文本呈现为有意义的联系的语义网络的基本结构,它包含着一些形形色色的修辞类型,如隐喻、转喻、提喻、夸张、反复、同一、顺序和因果以及词语误用等。与传统文本的阅读或写作依赖于提纲式和三段论的原则不同,网络超文本开放了拼装和并置文本的可能性。网络是庞大和包揽一切的,读者必须学会批判性超阅读。     

论"三言"的反讽叙事

"三言"对人的本真情感和世俗欲望的张扬引起了小说审美机制的一系列变化,促进了小说叙事艺术的提高,使反讽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策略."三言"的反讽叙事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叙事文本因内容自身的悖谬而生成的反讽和因本真情感与因果报应的结构形式之间的不协调而生成的反讽."三言"反讽效果的生成,是与晚明独特的文化背景分不开的,它体现了作者非常矛盾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     

隐喻转喻和词义发展

本文从一种新兴的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隐喻和转喻及其对词义发展所起的作用.文首先介绍认知语言学理论下的隐喻和转喻及其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提出隐喻和转喻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重要方式,指出词语意义的发展以及义项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是由隐喻、转喻使然,最后,探讨了隐喻、转喻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论叙事反讽

叙事与反讽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因此,本文提出"叙事反讽"概念。叙事反讽是叙事层面的反讽,主要涉及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运用;同时,这类反讽也是叙事手段,与叙事作品意义的实现密不可分。反讽的本质在于否定性,由矛盾因素的对照实现。在叙事反讽中,水平轴与垂直轴的多层次叙事对照和"否定"实现了反讽的意义。叙事学的许多范畴具有反讽意义,可被视为叙事反讽。叙事反讽具有丰富的意义:既凸显作者的主体性,又召唤读者的多重判断;既言说难以言说之意,又隐含价值诉求;既涉及意识形态,又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论反讽小说的角度与形态

反讽是现代小说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本文以铁凝小说《春风夜》为例,具体探讨反讽的时间角度、空间角度、原因角度与结果角度,进而归纳出反讽小说的三种基本形态:隐喻式反讽、对比式反讽和调侃式反讽。     

“有思想的小说”与“被小说的思想”——回应俞兆平教授

围绕《阿Q正传》这一鲁迅学案至今值得争议,因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暨叙事魅力同样迷人。能从阿Q读出"思想家言"的智者当属珍贵,若进而从阿Q读出"小说家言",即读出鲁迅注入阿Q造型的思想是被小说化的,这就更经得起咀嚼。这亟需了解两条艺术规律:一是作家的初始动机对创作全程未必具决定性;二是小说的思想基因对作品不应具限定性。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汉语中一类特殊祈使句的转喻和隐喻动因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跨不同认知域的概念映射过程,而转喻则是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用一个范畴去激活另一个范畴的认知过程。隐喻和转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也是许多语法现象背后的认知动因。汉语中有一类由动词、形容词或拟声词等加上“什么”构成的特殊祈使句。此类句子在形式上表现为普通疑问句的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一些不同于普通疑问句的特点,在语用上不表示特指性疑问,而是起到表“制止”的祈使句功能。文章结合沈家煊(1999)提出的转喻模型及雅柯布森(1956)有关隐喻和转喻与语言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之间的对应性的论述,认为此类句子的句法特点可以从转喻和隐喻共同作用的角度获得解释。     

从建构到解构: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事策略的演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策略发生了从建构到解构的骤变。"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以宏大叙事、理想化形象塑造和集体记忆的书写为主要内容,建立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同构关系,获取政治认同;19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明显的拆解意图,作家以对重大主题的规避、"反英雄"形象塑造和个人叙事立场确立了解构的叙事策略,体现了当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深化和个体意识的觉醒。1990年代以来,作家对知识分子精神价值过度消解,漠视理想和意义的存在,非但无法获得反思的深刻,也使小说陷入了祛魅的歧途。     

迟子建小说的柳意象和萨满教的柳崇拜

迟子建小说的创作深受萨满教影响,柳意象的运用就是重要体现。《河柳图》中的柳具有原型意象的意义,它来自萨满教的自然崇拜。柳意象寓意的萨满教的祖先崇拜和女神崇拜,成为小说中寻父情结和女性意识的隐形结构。柳和人物的关系隐喻着作家的自然崇拜与生命幻灭的冲突,也成为迟子建小说带有普遍性的内化的叙事模式。     

王蒙“季节”系列的现代性叙事策略

王蒙在20世纪末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被称为“季节”系列。作品对反讽、元小说、双声语与复调等手法的成功运用,显示王蒙对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探索和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后现代主义视阀下的《百年孤独》阐微

马尔克斯创作的小说主要反映拉丁美洲的社会文化生态。作为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中诞生的小说,《百年孤独》与解构主义理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语言"的维度下,叙说小说文本对解构主义理论的先验诠释,以及那些蕴藏在文本中的隐喻修辞所具有的丰富意义,同时剖析作者在解构主义语言观下构建起来的叙事迷宫。由于《百年孤独》文本的终极意义"无法言说",对这部小说进行解构主义研究可以从叙事话语的视角着手,来深入理解作者如何在叙事的迷宫中被彻底消解,最后深陷在语言的藩篱之中。     

传奇·生活·反讽--关于叙事情节类型的思考

文章集中探讨了小说的叙事情节.先对情节的概念和分类进行了说明,然后集中论述了传奇型、生活型、反讽型三种情节类型.     

论明清小说中“游士叙事”的空间维度

明清游士叙事因游而起,随士而动,空间属性构成了游士叙事的主要特征。其中,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以空间摄结构”,即在明清小说游士叙事中,空间如何通过人物游踪来统摄结构。二是“以空间驭情节”,伴随着小说情节的不断推进,士人的游历空间也在不断转换,空间类型的转换与有代表性的情节类型形成对应关系。三是“以空间实主体”,游士的文化身份开始由单一型逐渐向复合型转变。四是“空间即命运”,在以《老残游记》为代表的晚清小说中,游士形象更具启蒙意义,晚清以来巨大的空间变革推动传统士人在游历中获得启悟和成长,向近代知识分子蜕变转型。     

中国经验:哲学与人文学的沟通何以可能——兼论人文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

中国古典学术自来就有以文学(包括艺术)、哲学、史学作品等诸种人文学术形式明道、传道的传统,其明道、传道使用的是广义的"意象语言".中国人文学的意象语言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本然陈述、经验陈述与隐喻陈述,它们构成中国人文学文本的基本单元,并往往在同一个文本中交错使用.人文学可以明道与传道,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此乃基于宇宙万物"道通为一"的原理.在人文学的文本中,这种"道通为一"以转喻、提喻与讽喻的方式出现,它们分别与史、诗、思这三种不同的语言叙事风格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