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上的平等权

平等权是指公民为实现自身的平等,使自己与其它人在相等条件下能够享受同等待遇而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一种请求权。平等权是一项概括性权利。平等既是原则,又是权利。平等权具有相对性,平等允许合理差别。现实中,我国还存在着在立法以及法律适用和其他领域侵犯公民平等权的问题侵,对此,我们应积极寻求解决途径,对公民平等权提供更有效的救济。     

宪政维度下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宪政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权力制约为原则的政治形态,公正审判权正体现了作为公民获得公正司法的权利,具有权利维护和权力制约价值。中国要建设宪政国家,就必须切实保护好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可行能力"与中国少数人权利之保护

用可行能力可以分析少数人的权利内涵,可以解决少数人权利保护中一些理论争议,在少数人权利研究中有着诸多的可能贡献。可行能力兼具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价值;直接表征了少数人的全面自由,他们的可行能力的实行不受他人的干预;可行能力也许还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平等保护与多数人权利之保障的问题。国家、多数人及少数人自身应是中国少数人可行能力的培育主体,言论自由、经济条件、文化多元、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作为中国少数人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论医疗卫生服务平等的公正观

医疗卫生服务平等的公正观基于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内涵体现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主体平等、作为人的价值平等和非竞争性和非选择性机会平等。由此,平等的医疗卫生公正观的原则有三方面:得到同质尊重的原则、享有非剥夺性的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的原则和充分地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资源的原则。     

通向话语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及其当代实践——兼论达尔的程序民主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只有时刻把自己视为一个对话者,才能避免从策略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话;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把自己置于反思性的话语者的地位加以达成.     

刑事诉讼谦抑理念与刑事错案的预防

刑事诉讼谦抑理念源自刑法谦抑理念,是人类谦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谦抑理念的克制、妥协、协商等精神内涵对于预防刑事错案有着积极的意义,它有利于创造和谐的刑事诉讼环境,有利于保护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能够保护每一个公民受到公正的刑事追诉,是世界刑事诉讼的潮流所需,并被实践证明是减少错案的有效手段。在刑事诉讼谦抑理念的指引下预防刑事错案,须确立刑事程序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要限制和适度地适用强制措施手段,提高起诉标准。     

论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

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存在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权利救济尊重、承认和保障了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而公民人格尊严的实现和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首要条件;权利救济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奠定了社会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权利救济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安全阀",有利于消除潜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权利救济增强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公民社会视域下的政治权利分配论

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公共权力的权利,是现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公民身份的突出表征.因此,政治权利分配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把它置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野中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政治权利公正分配与制度公正的论题相勾连而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公民意识与制度公正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义务等的理性认识,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确立和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公民意识是在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实现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依赖于公正而合理的宏观制度架构和规范体系的建立。制度公正为公民意识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

对于一个被公共化的共享概念,西方人权文化的历史背景不意味着解释的特权,既然人权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概念,它就必须在理论上是开放的,在文化上不可以设限。天赋人权在理论合法性上的失败,特别表现为它所包含的自毁逻辑。人权制度只能以公正原则作为唯一最高原则去定义人权体系,人权就是每个人能够被公正对待的权利。预付人权理论认为,每个人生来就获得人类预付借贷给他的与任何他人相同的权利,人权虽然不劳而授,但绝非不劳而享,否则损害公正。一个人获得并接受了预付人权就意味着承诺了做人的责任,并且将以完成做人的责任来偿还所借贷的权利。如果拒绝了预付人权所要求的部分或全部义务,就视同自动放弃了部分或全部人权。预付人权保留了天赋人权理论的几乎所有优点,而消除了天赋人权理论反公正的危险因素,不仅具有理论的普遍有效性,而且具有允许因地制宜的实践弹性。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与农村改革实践探研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新阶段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举措适应我国国情,并与国际行政改革的新理念相呼应。西方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的改革创新,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和公民的权利,关注公共服务的公正要素和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借鉴意义。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致使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缺失的问题。应明确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在新阶段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做起,加快步伐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     

刑事诉讼中的“有权获得法律帮助”

《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强化了法律援助的权利属性。伴随着《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意识不断提高,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公民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确立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与《法律援助法》并不匹配。经过对辩护制度历史发展的考察,刑事诉讼法规重在健全与完善辩护权利的运行规范体系,“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便立基于此。虽然法律援助内容也在扩展,但范围覆盖仍然狭窄,至多是实现辩护权利的配套保障。在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内,可以将“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发展为“有权获得法律帮助”原则,为法律援助与刑事辩护提供统一理论证成。与此同时,通过明确法律援助内容的类型化与法律援助质量的标准化,保障被追诉人法律援助权利的有效实现。     

人权保障与国家义务——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人权保障的法律问题。国家应在人权保障优位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公权力自我控制三个原则前提下,应尽到道德、法定和国际三重义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落实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应及时将应有权利制定为法定权利,并将把法定权利在实践中予以承认、尊重、保护和促进实有权利。这是国家在保障人权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权利病"的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读《权利话语》一书

<权利话语>一书指出美国权利话语具有权利绝对化、轻视责任以及忽视权利的社会维度等特征,它不仅增加了社会冲突,妨碍了社会沟通,不利于弱势群体保护,而且妨碍了对于优秀公民的培养.美国权利话语的病因在于受洛克、霍布斯以及布莱克斯通等人理论对权利的过度强调而忽视了责任和社会的一面,要升华美国的权利话语,必须从美国权利传统以及多元文化中寻找源泉.中国在坚持权利本位的同时,也应谨防美国式的权利病,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成一种健康的权利文化.     

社会公正:公共健康伦理的时代课题

一、社会公正及其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基本含义 社会公正是古今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从类别上区分,可以把社会公正理论划分为古典主义公正理论、平等主义公正理论、自由主义公正理论、功利主义公正理论、社群主义公正理论以及阿玛蒂亚·森在强调分配公正时所补充的能力平等原则.古典主义公正理论强调公平就是每个人得其所应得.     

析马歇尔的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矛盾

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提出了社会权利的概念,把公民资格从过去仅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市民公民资格和政治公民资格拓宽到包含社会公民资格。然而,社会权利并不是毫无困难地融入公民资格理论体系中的。最主要的困难是：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几乎必然相互冲突。本文介绍了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中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容,比较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不同的来源和原则,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冲突。     

西方公民资格理论的当代复兴与价值意蕴

公民资格理论经历了从古典义务导向到近现代权利导向再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公民资格观的演变复兴过程.公民资格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复兴,为解决自由民主制的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即现代民主应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向"以对话为中心的"的协商民主理论转变,同时强调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发展不仅依赖于基本的制度和正义,更注重公民的积极参与.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是指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一定的文化共识,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源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新公共管理“有限政府服务”理论.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的核心理念.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的边界应坚持“保基本”、“广覆盖”、“解急需”和“量力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基本文化权利的规定;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论公民安全权的实现

安全权是不同主体共同谋求、维系生存的一项权利.多元主体以公民为中心形成一条脉络清晰的进路,国家、社会、社区、公共安全等不同主体和系统的安全体系共同保障着公民安全权.国家安全担负着社会契约理论中的基本安全职责,并且在民族国家的对抗中逐渐成为公民安全权的象征主体;社会安全是公民安全权初级意义上的安全存在,并已经形成满足公民主体公民安全权利益的功能.公共安全和社区安全对公民安全权具有连带和单元意义,个体只有在进入到一个开放的、具有权利沟通整合功能的公共领域,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和社区安全并采取措施着力保障.以人为中心的公民安全权主体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必须强调不同安全利益间的整体性,公民安全权权利供给的协调性,以及公民安全权权利规范的复合性,才能够有效应对我们所面对的安全问题.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宪法原则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程序公正优先、优化司法资源和人权保障等宪法意义。但是,在该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存在有损害“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之嫌、抑制被追诉人救济性权利、削弱被追诉人防御性权利、被害人人权保障的缺位以及被追诉人自愿性保障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探析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体现,将宪法原则融入完善措施中,如以公权力间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协调公权力的分配机制、以公民对公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完善上诉权的救济机制、以实事求是的宪法精神完善值班律师的辩护制度、以人权保障原则促进被害人的参与机制和以法治原则增强自愿性的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