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源、职业和信仰的佛经抄写——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模式与社会文化动因

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写经,由吐蕃皇室、寺院经坊、职业经生、僧尼和信众几大主体组成。借助佛经抄写,吐蕃政权得以推广佛教、管辖敦煌、保障自身的政教权力;各寺院通过佛经的藏写转请,体现其宗教资源和社会地位;职业经生依靠写经得以谋生;僧尼和信众由此获得精神信仰的满足。因此,佛经抄写是承载宗教功德与各主体社会文化动因的综合行为。     

时间·秩序·政治：节俗行事与归义军政权

节日是生活中的特殊时日，节俗行事则是文化、信仰、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多元因素的集中展示。敦煌文献中有关节俗及其行事的记载，是近距离观察晚唐五代敦煌社会与政治的一个独特窗口。归义军政权通过对各类节日及其行事的掌控、主导和管理，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等级，维护了伦理制度，强化了权力秩序，并“再确认”了归义军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这不仅是归义军有效统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维护了敦煌地区社会稳定，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影响深远。     

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

敦煌遗书中所反映的寺院、僧尼所占财产的状况，真实地勾画出了唐后期寺院，僧尼占有丰富资产的一些特点。唐后期，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了寺院土地买卖盛行，政府不得不令寺院据地出税，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唐后期的寺院经济在其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膨胀性的发展。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模型、演变路径与经验启示

为了将佛教中国化的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本文构建了四个要素的理论模型,包括: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竞争、宗教为民众供给的服务和产品、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佛教中国化的机制是通过制度化规则的确立来降低佛教与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说,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佛教与政权之间权力边界逐步确立,形成"政主教从"格局;佛教解决了寺院经济的难题,采取了社会多元供应的模式;佛教不断调适与儒家、道教的竞争秩序,形成三教并存融合态势;佛教建立了内部治理规则,降低了与政府、民众之间的矛盾。中国化的佛教在教义义理、社会功能和艺术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其创新之处。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局对中国佛教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中国佛教进一步随着已经改变的国际国内境况来实现本土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从当代佛教的发展实践来看,还需要与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方面进行调适磨合,实现适应与创新。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论和谐社会动态稳定

社会和谐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关系到国家健康、有序发展。动态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层次。研究和分析政治中稳定因素,对于维护政局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要保持我国和谐社会的动态政治稳定,需要法理型合法性权威认同,满足民众一定期望要求,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法制化,政治体制与行政机构的综合改革。     

论和谐社会的动态政治稳定

社会和谐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关系到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不同层次.研究和分析政治中不稳定因素,对于维护政局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保持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需要法理性的合法性权威认同和满足社会阶层一定的企望要求,还要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法制化.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隋唐敦煌汉传佛教的宗派问题

以"宗派"来解释隋唐佛教的生态,是否符合中国佛教的史实?"宗派"如何定义?隋唐佛教可分几宗?这些问题虽经汤用彤、任继愈、杜继文及日本佛学界众多学者研究,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从敦煌文献来看,众多的中华撰著及汉译典籍证明,隋唐时期敦煌存在"佛教十宗":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以及尚待深入研究的藏传汉文佛教。但是,敦煌地区的寺院和僧人究属何宗,依据现有文献,却无从判定。考虑到"宗派"一词在宋以前的文献中最多出现过三次,宗派佛教在隋唐敦煌佛教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是否主流、与佛教信仰是什么关系,都成了敦煌遗书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清代以来西藏的第巴、藏王和摄政

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统一卫藏,结束了西藏噶玛巴地方政权,成为总揽西藏行政大权的汗王。在固始汗蒙古贵族势力的支持下,西藏佛教格鲁派跃为蒙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特别是经1653年清朝政府的册封,就进一步肯定了固始汗在西藏汗王的政治权力和五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的地位。当时,清朝对西藏的施政是通过固始汗的地方政权进行的,而这个地方政权中具体掌权办事的行政官,藏语叫“第巴”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