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幸福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为考察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反应曲面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学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安全感在主观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作用；（2）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支持的调节。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个体的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农户健康对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西部民族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健康既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文章基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户健康对其收入和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有显著影响,农户健康状况越差、其收入会显著降低;健康的收入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并使用工具变量分析后,农户健康与收入的这种影响关系更加突出;农户健康状况与收入均能显著影响主观福利,健康状况越差、收入水平越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差;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影响主观福利的收入路径机制的确存在。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减贫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群体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可使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降低1.95%；对于不同健康水平人群，自评健康状况越差显著性越强，即减贫效应越高；对于不同地区，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的样本政策效应更好，中部地区政策效果相对较弱；对于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低收入群体效果最好，中低收入群体其次。由此提出应对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的群体有针对性的倾斜、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及构建完备的大病保险监管机制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农民社会阶层越高越幸福吗?——基于CGSS 2010-2015年数据的微观分析

针对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问题，通过分析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响应Logit模型估计，实证检验了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幸福效应，社会阶层定位越高的农民，其幸福感越强；进一步区域比较发现，此幸福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而户籍比较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低于城镇居民；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较10年前有所增强，且农民对社会阶层定位有较为乐观的预期。据此提出，民生建设中重视农民的发展诉求和精神需求，融通农民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从而提高农民幸福感，保障农民公平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中国公民健康水平的性别差异——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健康自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公民健康水平的性别差异,同时展现不同阶层和群体妇女的健康状况。结果表明,总体上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健康水平：而弱势社会阶层女性与优势社会阶层女性健康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还发现。在职业、收入、教育程度以及城乡区隔等因素对男女公民健康产生影响的同时,性别因素交织其中而使健康水平性别差距方面发生一些微妙变化。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