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的精神旨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是对党在西藏工作的深入思考和全新发展,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党在西藏工作的再凝结与再认识,我们必须以中国梦凝聚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为实现“治边稳藏”战略思想而努力奋斗.     

西藏高质量推进守边固边兴边强边研究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是抵御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遏制分化中国图谋的前沿阵地,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重点地区,西藏边境地区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安全屏障的第一道防线。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强边”确定为西藏工作的“第四件大事”。近年来,西藏边境地区的洞朗、加勒万河谷、班公湖等地发生的一系列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充分表明了西藏的边境安全、守边固边情势极为严峻,对此必须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根本遵循,针对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采取有效措施高质量推进守边固边兴边强边工作,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实现兴边富民和繁荣发展,是做好西藏工作的必然要求和战略性任务。     

以创新理念全力推进新时代援藏工作

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西藏的稳定与发展,在总结和继承我们党建设和发展西藏思想理论的基础上,2015年他开创性地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并以此核心形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响应党中央号召,把对口支援工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不断加大援藏建藏力度,湖北援藏工作队立足受援地实际,奋勇开拓、大胆创新,取得了突出成绩。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清朝末年川藏边路之“新政”

清政府晚期为了达到“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的目的,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与新政,而“利交通、速文告”便是其中的重要施政之一。为此,清政府在川边与西藏之间采取了辟治道路、安设店栈、改革乌拉制度、设立塘站、架设邮政线路等措施。文章对相关的过程进行了仔细地梳理,认为清政府实施的开通“边路”等开边新政措施不仅深得边地民众人心、促进了川边藏地的发展,更是川边藏地现代化的先声,同时,对于整个西南边疆尤其西藏地方的稳定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藏话语分析——以党中央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以发展、安全、制度、人民、团结为核心的国家治藏话语体系。国家治藏话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想为指导,以西藏具体实践为立足点,是西藏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党和国家治理西藏的意志。本文以中央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内容为文本材料,利用计算机NLPIR汉语分词系统软件进行词频分析,探讨党中央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治藏话语的内容、主要指向与理论实践价值。     

略论建立和完善西藏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西藏作为建设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安全屏障的地区,必须在两个"安全"方面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西藏生态对区域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西藏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手段.     

评美国藏学家魏里的《明朝的喇嘛进贡》——兼论元明时期的西藏政策

在明朝(1368—1643)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其统治者对西藏的一个基本国策是邀请西藏的喇嘛前来宫廷朝觐,并恩赐给他们显赫的封号和丰厚的礼物.作为报答,这些喇嘛定期亲自或派使团来朝廷入贡.有颇多几位中国学者将这类事件视为有明一代在西藏维持中国“宗主权”的证据.例如,曾经在美国大学治国际关系的李铁铮教授认为:“……世袭的封号通过它们对西藏人意识的心理影响,有助于巩固汉人的权力.”并由此得出结论:“从忽必烈可汗时开始,西藏成了中国的一个侯国,并且在整个元朝和明朝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地位.”还有,当时出任台湾东海大学国际法教授的杜恒泽(音译)先生也作如是观,他写道:“1269年,八思巴升号大宝法王,享有统治整个西藏的权力.从那时开始,西藏是由喇嘛们统治的,在汉人宗主权下的一个神权政治国家(Theocracy).”他还评论说:明朝第一位皇帝……太祖对其前朝之政策的成功印象极深,他决定维持这种神权政治国家,和如此的在西藏的中国宗主权.”     

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元、明、清三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具有连续性,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继承自元朝,清朝同样继承明朝在西藏的主权.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即明确宣示西藏在明朝的“幅员之内”,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处置西藏事务,敕封众多西藏首领.永乐皇帝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朱元璋的治藏方略,其诸多创制,奠定了明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性架构,确保了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稳定发展.明朝治理西藏的原则与方式,和元朝相比有很大改变,属于政治理念与治理方式的调整,从未损及主权地位.明朝建立的西藏首领分立、自治的政治架构,与当时云、贵、川、桂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体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何为西藏实际：从清末革新藏政及其相关研究展开的讨论

“西藏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不断认识西藏客观事物、推进治藏实践时产生的特定理论概念,也是评断历史上实践成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西藏实际”具有主观与客观、全局与局部、共性与个性、历史与阶段、一体与多元相统一的重要意涵。以“西藏实际”视角出发来考察清末革新藏政及其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清末革新藏政对西藏实际的认识更倾向于政治性、全局性、共同性、一体性,而相关研究的评价对西藏实际的认识更倾向于局部性、特殊性、多元性,应该说这两种对“西藏实际”的认识都不符合西藏实际,都对西藏实际作出了片面的理解,割裂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