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册与龟册辨

讲起“典册”,人们马上就联想到,这是—种由竹简编联而成的集合体。“典”这个字,篆文的形态为“册在兀上”(《说文》),甲骨文的形态系双手捧册,可见其原始含意应是受到重视的册。上古的文字,附加成份多一些或少一些都无所谓,所以,“典”、“册”两个字最初很可能就是一个“册”字。关于“册”字的解释,唐代贾公彦在《仪礼·疏》中说:“简据一片而言,册是连编之称。”宋代程大昌讲得更加简洁:“联简成册”(《演繁露》)。言下之意,凡是典册都是编简而成的简册。     

论编辑学的“编辑”

编辑学是关于编辑的学说，编辑是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编辑”是编辑学的中心概念、最基本的概念，是编辑学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科学地说明“编辑”概念是创建编辑学的关键     

试论孔子哲学中“性”字的涵义──兼评朱熹与牟宗三对此字之歧解

试论孔子哲学中“性”字的涵义──兼评朱熹与牟宗三对此字之歧解吴疆在儒家哲学中，“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历代儒家都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争论不休。战国时期就有孟子、告子和荀子关于性善、性恶的辩论；汉初又有董仲舒“性三等”之说；宋明时期的新儒家更...     

协同学原理在编辑工作中的应用

编辑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子系统，也不断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编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基本范畴在与其他信息交流中不断得到泛化和发展，日臻于完善。编辑的概念存在已久。编辑一词始于南唐粱代，据《南唐史·文艺传》载：“刘苞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筐荚盈满。”而中国的编辑工作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殷商时代，“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本文将协同学的理论引入编辑学领域，借鉴协同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对编辑学研究有所拓展。一、编辑系统具有协同学特征（一）协同学的基本观点协同学…     

责任编辑的称谓、署名及其他

一、关于责任编辑的称谓问题 顾名思义:“称谓”就是对某种事物或人的称呼、叫法。不过,这里所说的“称谓”,决非直接对人而言,而是专门指对“责任编辑”这一神圣职业的称谓。不难看出,一经在编辑之前加上“责任”二字,便会使原有的“编辑”这一单项称谓,立刻变成了偏正结构的双项复合称谓。相比之下,后者的复合称谓,在突出与强调编辑职业的严格责任要求上,要大     

从声韵看《中藏经》之成书时代

《中藏经》始载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医方”下篇,题曰“《华氏中藏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为“《中藏经》一卷,汉·谯郡华佗元化撰”。但关于本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疑为华佗本人所作的;有疑为华佗弟子作的;有疑为六朝人作的;有疑为宋人作的。从书中的韵文入手,找出押韵的字,并根据历代音韵体系十分严密的特点分析了书中韵字在不同时代的分合,指出“蒸”韵之“证陵”字与“庚耕清”韵字相押,是宋代的音韵特点,从而证明该书很有可能是宋人编辑而成。至于书中某些内容,渊源更早也是可能的。     

孔子—我国编辑事业的开山祖师——兼谈我国编辑工作的起源

一、我国编辑工作始于孔子 我国编辑工作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有的说,自有文字材料以后就有编辑。殷代的甲骨文字,便是早期编辑活动的产物,而当时从事占卜和管理甲骨文的“卜人”,便是最早的编辑工作者。有的说,殷代已有了“典册”,当时的史官将文字材料“编次成册”,做的就是编辑工作,史官便是不知名的编辑家(以上二说,实为一说,都认为我国编辑工作在     

释东、南、西、北与中──兼说子、午

人类很早即获得方位概念，在已知最早的汉字──商股甲骨文中，有“东、西、南、北、中”等方位字。关于这些方位字，前人作过不少解释，但都不够完满。本文试以系统的方法释读这些方位字，指出这些文字，实际都与人们早期立表测日影以定方位的活动相关，并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空间、时间统一观。本文认为“子、午”也源于与测日有关的活动。     

商周“作冊”析辨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论数字化环境下学术期刊编辑质量的提升

数字化给学术期刊编辑加工带来了一系列变革,提高了编辑的工作效率,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编辑需要在编辑流程中落实事务工作的“条理”,文章分类时落实关键词的“检索聚类”功能,文稿校对中落实“校异同”,并重点落实“把关”二字为特征的责任意识,以保证新环境下编辑加工的高质量。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