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聚散与城市发展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是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政治、经济与发展变迁影响着大众文化娱乐空间的分布。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历经了一个由聚而散、散而再聚的过程。明末清初,汉口城镇发轫和商业繁华之初,后湖因其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娱乐项目,加之紧邻繁华商肆,成为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的第一次集聚地。在汉口进入城市现代化转型和城市空间拓展阶段时,城市中心由沿河向沿江方向移位,原本集中的文化娱乐中心被分散的会馆、茶园、街头和一些临时性西式娱乐场所替代,此为汉口文化娱乐空间的离散时期。在城市发展日臻完善后,中心商业区形成,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汉口民众乐园应运而生,成为市民日常狂欢之地,成为汉口文化娱乐空间的再次集聚。大众文化娱乐中心与城市发展呈现出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     

近代中国城市电信事业的基本考察（1884—1937）——以武汉为样本的分析

1884年,长江电报线路延至汉口,武汉三镇正式迈入电信通信时代。此后50余年间,武汉电信业发展迅速,汉口一度成为全国重要的电报结转中心。电信业的发展,对城市管理、工商经济、市民生活等产生了深远而又重要的影响,推动了武汉三镇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电信收入一度成为当政者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正因如此,交通部、湖北省、汉口市对电话局管理权的归属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近代武汉三镇电信业的发展是一种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究其原因,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政治环境动荡频仍,以及管理者的水平低下。     

近代闽东一个畲族村落的茶叶商帮（1874—1927）

清末民初，闽东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畲族村落——猴墩村，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与人文优势，兴办荼庄，营造茶市，取得半个世纪的成功。他们主要依靠“民族一家族”的力量支撑荼业经济的发展，并以畲民家族经济伦理精神支配茶市的运作，成为封建时代福建省少数民族商品经济运行的一个典型范例。分析猴墩茶市对于研究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近代汉口市政发展与城市形象的变化

汉口市政自清朝末期开始近代化进程,民国初期官办市政不振而民间市政参与的自由度大增,1927年后汉口市政发展步入黄金时代,沦陷时期元气大伤,至抗战胜利后始终难以复原。与此相应,汉口的城市形象屡有变化：从颇具国际影响的商业大都会,到令人迷恋的＂完全市场＂,进而成为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尔后则沦为被人诅咒的＂行尸＂与＂地狱＂,最终定影于破落失意的坏都市。近代汉口市政发展与城市形象的变化说明：政府市政作为与否与市政发展的良莠直接影响城市形象的塑造,且政府愈是强势,市政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影响愈大;在严重受制于战争时,市政发展状态对城市形象塑造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此外,民间市政参与的自由度、市政管理思想的开放与否,也影响了城市形象的塑造。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

影响汉口商业文化最本质的原因是地理位置。汉口处两江交汇之地又兼为九州之腹心,九省之通衢,其地利条件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发达的客观基础。汉口城市的繁荣还离不开历史机遇和主观动力,这尤其表现在汉口开埠使西方商业文化渗入,传统的商业格局开始解体,从而为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张之洞对武汉的打造则为近代汉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主观的动力。由于汉口城市的商业特性和移民特性,本土文化、异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熔铸于一炉,汉口商业文化呈现出五方杂处,华洋纷呈的特色。这种“大杂处”,形成了汉口对异质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使汉口城市在近代化的转型中较少有传统的羁绊,易于接受新事物,并能随新而变,与时俱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东洋之芝加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人口增长动因论析(1928-193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其人口来源主要是城市周边的农民.通过对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农村天灾对于汉口人口增长影响力进行了量化考察与关联度上的实证研究后发现:汉口城市对其周边农民的吸引力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凸显出来;战乱与天灾对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具有时间性与地域性的限制;战乱与天灾相较,前者对汉口人口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后者的影响相对较小;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与天灾对于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多数时间内是相互交织共同产生作用的.不过,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对于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力更为明显一些.     

重构汉口城市发展的历史叙事——罗威廉《汉口》的城市史研究方法评析

美国学者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摒弃西方学者惯用的"欧洲中心论"视角,将焦点对准中国城市发展的"内生性",力图在近世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探寻汉口生长发育的缘由,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别开生面、跌宕多姿的汉口城市史。罗氏运用区域分析法,从中国经济地理的大格局看汉口,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历史发展大势看汉口,从区域互动的角度看汉口,由此对汉口崛起的历史缘由、汉口作为"天下四聚"的历史角色进行了更加深刻的诠释。罗氏继而运用"国家—社会"理论并辅之以社会结构分析,为我们重构了一段汉口商业与社会的历史叙事。这些分析与研究虽限于汉口一地,却具有显著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研究近世以来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尤具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印度茶的崛起对晚清汉口茶叶市场的冲击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由于印度茶的崛起,汉口茶市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猛烈冲击,茶农、茶商均苦不堪言.究其原因,在于印度茶园采取的是在英国资本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其规模经济产生的高效率,实非传统手工、分散经营、资金匮乏、厘税苛繁、信息不灵的中国个体茶农可比.这意味着,中国茶的成本必然高于印度茶,在价格竞争上没有多少优势可言.晚清汉口茶叶市场虽然受到印度茶不同程度的挑战而时有剧烈波动,但整体贸易状况仍属繁盛.个中原因,概有如下三点一是俄国市场需求旺盛,常年刺激着砖茶的巨额出口.二是欧美市场仍看好华茶.三是国内需求大,这从晚清汉口茶馆业的蓬勃发展即可窥见一斑.     

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的城市生活

自来水的使用不仅革命性地提高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而且积极促进了汉口城市消防、社会组织、城市居家卫生乃至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提升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现代化水平,在汉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从民间市政参与看辛亥革命对民初汉口商界的积极影响——以1912-1915年汉口城市重建为视点

民初汉口商界积极参与城市重建:商会试图争取城市重建主导权,协调于政府与商界之间;业主与业主会则为争取重建参与权,维护商界乃至城市的根本利益,而屡屡杯葛政府.透过城市重建过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我们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对民初汉口商界的多方面积极影响:它增强了汉口商界的城市自豪感与主体意识,推使其投身于城市重建事务之中;为汉口商界积累了参与城市事务的政治资本,使其拥有了杯葛政府的底气;为汉口商界争取城市重建事务的话语权提供了思想武器;使城市重建过程中官商之间政治、经济关系朝着有利于商界的方向调整.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