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下的变化与挑战

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构成是影响劳动供给的最基本因素。浙江作为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人口转变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发生迅速且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人口转型的不断演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然结束;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高素质劳动力与产业发展匹配度低等结构性问题逐一浮现。对此,本文提出以人口质量替代数量,提升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推进农业信息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大成人继续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等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香港为例

文章通过利用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人口因素相对于资本、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把人口因素按照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两个途径进行分解,力图揭示在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的数量变化、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三方面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储蓄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同时在近年消费需求持续不旺的情况下,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又成为议论的焦点.今年1～8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16.3%,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一半以上.广     

城乡非农就业结构、人口转移方式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

利用中国1952—2011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非农化、城乡非农结构和人口转移方式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非农就业比重、农村非农就业占城乡总非农就业比重、城镇劳动参与率、农村劳动参与率四个变量间存在着均衡关系。中国城镇化在波动期、持续增长期、快速增长期等几个发展阶段中,受非农化、城乡非农结构和人口转移方式的影响不一样。中国城镇化要健康发展,应该调整城乡非农结构和平滑城镇化过程。同时,要注意改变人口转移方式,使更多的非劳动力能伴随劳动力的转移而进入城镇。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基于人口集聚视角的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环节中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和经济发展质量。威廉姆森假说表明适度的人口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度集聚反而会导致人口结构恶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为探究中国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创新性地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采用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机制分析的同时,结合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是否会受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变动规律的差异。研究表明：人口变动过程中存在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人口自然增长可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人口净迁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倒U型,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提升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沿海和内陆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一致,但沿海地区人口集聚的门槛效应更加明显。从人口变动视角出发,有助于为中国统筹提升各地劳动收入份额,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     

四川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四大影响

四川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减弱、社会养老负担保加重。与此同时,全省消费市场迎来发展机遇。     

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结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提升,会明显地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结构比例下降,会抑制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和人口结构比例将出现下降的现实,提出了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建议。     

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城乡居民消费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发展一直居于全国前列。江苏省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和管理创新。其中,人口是拉动江苏省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本文以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研究资料,基于城乡居民消费视角,选取能够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内在联系的统计调查指标,构建包含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空间经济计量技术,进行实证分析。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城乡居民消费传导,有利于经     

我国省域人口结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基于有限混合模型

环境污染会受到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然而既有相关研究大多对样本进行了主观空间分类,容易造成实证结果的偏差。为此,本文引入带有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对2000—2020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客观分类,进而讨论人口结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人口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以利用包含2条路径的有限混合模型进行异质性特征的细致刻画;第二,引入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作为伴随变量,发现二者均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力资本、城镇化的减污作用。第三,22个省份在样本期内发生了影响路径的转换,并且技术创新对路径转换的决定作用明显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本文为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内蒙古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研究

自2000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国民储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储蓄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储蓄率变化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内蒙古常住人口在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7．56％,内蒙古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必然引起人口结构、劳动力、储蓄等经济因素的变化,所以定量地讨论内蒙古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种基于结构转移特征的人口预测模型及运用

文章在对有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未成年人—劳动力人口—老龄人口等状态结构性转移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历史时间序列对我国不同状态间的转移系数和出生率进行定量测算,预测了我国人口的峰值和劳动力供需趋势,并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了响应分析。     

“单独二孩”政策对陕西人口结构的影响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出台时间是第六次人口普查全部数据公布(2012年)后的第二年,是国家在人口政策上做出重要调整。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龄化进程加快、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借助于失业率和各年龄阶段人口比重对生产函数进行细化,并结合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菲利普斯曲线建立人口年龄结构与通货膨胀的理论模型,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通胀的影响.利用该模型分析并发现了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能显著影响我国的通货膨胀.理论模型可得出,0～14岁人口比重上升会抑制通货膨胀,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会促进通货膨胀,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增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待验证.实证结果表明,0～14岁人口比重增加会显著抑制通货膨胀,15～64岁人口比重增加将显著促进通货膨胀,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对通货膨胀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     

影响杭州市人口期望寿命的疾病变动趋势分析

本文采用ICD-10进行疾病分类,从杭州市人口疾病分布及疾病致死率上,探讨其变化及发展规律,以此为卫生事业管理方法和制定防治对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特提出需进一步加强慢性疾病的防治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的普及工作,制定相应的预防策略和干预措施、密切监控传染病等措施,以提高全市人口的期望寿命.     

山区县人口结构变化与扶贫政策的思考

前阶段我国以区域瞄准为特点的扶贫开发已经告一段落,新阶段我国扶贫工作将坚持重点区域扶贫和人群扶贫并重,这就使人口结构成为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山区县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近年来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山区县人口呈现出大流动、老龄化提前、家庭户脆弱、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多等特征。认识并重视这些特征,在新阶段扶贫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制定资源开发、教育培训、社保低保、妇女就业、异地搬迁等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经济变量、人口结构变量与储蓄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前一期的储蓄率对当期具有决定性影响;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和以滞后项代表的储蓄习性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途径。     

相对经济绩效决定因素的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将人均GDP分解为（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就业参与率三个经济变量,并把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因素作为影响上述三个变量的自变量,构建相应的经济计量模型。基于上海市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就业和科研经费的投入仍旧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但诸如教育、环境和生活质量等福利因素对经济绩效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之处在于将经常被忽略的环境和福利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的测量中,这对发达地区或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态的研究——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文章在系统地分析人口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途径和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采用定量方法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得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处于协调和基本协调发展状态的结论。     

基于指数方法的劳动结构效应分析

劳动结构效应,也称劳动配置效应,泛指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引起各产业劳动比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快,二三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大量增加,劳动力转移和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贡献究竟有多大?这是中国转轨过程中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利用指数分析方法,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指标的分解,完整地刻画了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效应、劳动结构效应,对同类研究方法作出了改进。文章以此方法计算了中国1978—2004年各时期的劳动结构效应,揭示了劳动结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