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陶渊明作为精神偶像树立于诗坛,纯粹是靠文学实现的.而他的作品后来被遵尊为一种风格典范,则是依赖其作品的精神史内涵.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包含着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作为其文学之标签的"隐逸"在后世的接受也呈现为多样的内涵,尤其是到明清两代,已被注入特殊的积极意义.与隐逸原初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宋书·隐逸传》的隐逸观 与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

沈约在《宋书·隐逸传》的序和论中详细阐述了"贤人之隐"(晦道)与"贤者之隐"(藏身)的不同,揭示出这组矛盾背后的深层意蕴。其论述不同于传统隐士书写仅关注这一群体"激贪厉俗"的外在客观作用,而是更多地将"隐"的行为回归到隐逸主体本身,分析"隐"的动机,细化"隐"的类型,从而创造性地将"隐"与"贤"结合起来,最终以"独往之人"("哲人")作为隐逸的理想状态。陶渊明作为当时"独往之人"的代表,成为沈约隐逸理想的现实呈现。客观上,沈约《隐逸传》的书写对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

本文从隐居动因、方式以及田园诗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对陶渊明与王维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以求深入揭示他们在田园诗创作中的个性特点     

渊明隐逸诗意地栖居

渊明隐遁,古来多评,仁者见仁,异见迭出。文章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切入,倒也新鲜。     

论陶渊明"采菊"的文化意蕴

陶渊明采菊,风流千载,然其采菊的主要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观赏,也并非如其诗中所云之"悠然".陶渊明的采菊行为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即魏晋时期的服食之风.采菊是为了服食长生,菊花与酒同样成为陶渊明缓解人生痛苦的寄托之物,而认为采菊是其隐逸情怀和独立人格的内涵的写照多半是后人的理解,实际应该是诗歌体现的客观含义.     

从苏轼隐逸词解读宋代隐逸文化

本文选取苏轼具有代表性的隐逸词来分析其隐逸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苏轼隐逸思想和宋代隐逸文化做了分析。文章阐述了苏轼＂以儒治世、以佛静心、以道修身＂的思想特点,说明宋代隐逸文化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需求,宋代文人更看重人内心的解脱与超越,这是对前代隐逸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王维与孟浩然隐逸的差异性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两位著名的隐逸诗人,但由于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及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他们的隐逸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从隐逸的动机看,王朝隐以图自安,孟弃世以逞其志;从隐逸的形式看,王富贵山林、亦官亦隐,孟情寄山水、布衣终身;从隐后的心情看,王恬淡平和,孟怨怅愤懑。     

从赵熙峨眉诗看其隐逸思想的形成及流变

赵熙作为清末民初蜀地文人的佼佼者,他的一生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考取功名,任职为官;后期"决志归隐,自全清节",成为"文化遗民",晚年心境淡泊、与世无争。赵熙前后六游峨眉,创作近300首峨眉诗,这些作品可以反映出诗人不同时期的不同心态及其变化的过程。赵熙一生的经历及创作是当时文人的一个缩影。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明代的论史风气

史论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种体裁。它由先前附缀于史书的论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门类,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在明代,史论似乎突然间喷涌而出,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独特的史学现象。本文拟从"明代史论"的提出、明人对史论的态度以及后人对明代史论的评价三个角度,通过切实丰富的史料,来增进对明代史论的认识。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传>是现存最完备的陶渊明传记.<文选>第一次以缜密的哲学与艺术思维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开创性的遴选和艺术价值的判断.<陶渊明集序>是陶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它使陶学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层次.萧统的文学创作对陶渊明的接受有新成就.萧统的陶学成就达到了南北朝时期的顶峰.     

宋人“和陶《辞》”考

“陶《辞》”在北宋最先受到欧阳修、苏轼的推重,苏轼谪海南后作《归去来兮辞》追和陶作,并致函命苏辙和作,因苏辙时当谴谪而未果。苏轼去世后,苏辙为表达对苏轼的纪念,发起了约请“和陶《辞》”的活动,同时参与者有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士人。尽管和陶《辞》之举受到晁说之、王若虚等人的批评,这一行为仍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通过对宋人“和陶《辞》”的系统梳理,可以探究诸人和作的动因,分析和作对原作辞境的点染与开拓,亦可见部分和陶《辞》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论陶渊明与东晋诗坛的疏隔

陶渊明的创作与东晋玄言诗风格迥异,南朝的文论家和史学家对他的诗人身份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评价.陶渊明的家世影响、交游情况以及他"质性自然"的人生观,是他与东晋诗坛疏隔的原因.田园题材的创新,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找寻、获得与传播,昭示了陶渊明与东晋文学疏隔的终极意义.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论屈原、陶渊明对菊花人格象征含义生成的贡献

屈原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开创者，陶渊明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奠基者。菊花这一花卉意象因为陶渊明而具有了隐逸的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原型之一。菊花因与陶渊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不断地被赋予文化内涵，从而上升为人格的象征。     

《桃花扇》中桃的文化意象与本文意象

《桃花扇》中,桃的本文意象与文化意象有重合,但总体上冲突大于调谐。二者之间的冲突显示:《桃花扇》无意描绘一个陶渊明式的社会理想,也无心渲染刘晨、阮肇式的情爱理想。它启示人们:孔尚任有对抗传统文化的倾向。     

钟嵘对陶学的贡献

钟嵘在陶学史上有重大的理论建树 ,他首次发掘了陶诗的两个艺术渊源 ,即楚辞与《国风》 ;他第一次从文艺学角度对陶诗简洁委婉、古朴深厚的主体风格进行审视剖析 ,也第一次综合评论陶渊明的人品与诗品 ,并提出“隐逸诗人之宗”的论断     

共同的精神家园——《桃花源记》的象征意义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经产生,就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缺乏完全意义上的宗教意识,其思想一直徘徊于儒、释、道之间。寻求共同的精神家园,使心灵得以憩息,是他们的强烈愿望,桃花源无疑是理想的伊甸园。无论从心理趋向还是从审美价值取向上,桃花源都是不二选择,它为士人精神逃避、回归自然、安慰受伤的心灵提供了优良的避风港。     

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及其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民主教育思想是陶行知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是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产生的土壤,中国近代教育思潮是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成长的甘露,近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升华的有机肥料。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他主张通过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通过民主教育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并尽量发挥大家的创造力。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开我国"教育公平"的先河,对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特征及其社会化塑造机制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人的全面发展 ,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与核心是塑造人的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是被人们普遍推崇和肯定 ,并由国家所倡导和推广的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应具有良好的要素特征、结构特征、功能特征与标志特征。要塑造当代中国的理想人格必须坚持文化整合、系统合理、现实超越、整体优化、创新开放的基本设计原则 ,并建立健全相应的教育塑造机制、市场塑造机制、政治塑造机制和文化塑造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