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理性范式之嬗变与取向——一种三维理性范式倡导

公共行政伦理精神的实现需要一种理性规约.公共行政范式的转换所隐含的是一种理性范式的选择,并主要表现为价值—工具;事实—价值;工具—事实的二维螺旋式发展,且重心往往偏向于一端.然而,公共行政的精神需要价值—事实—工具三种理性的融合来实现,任何的偏颇都会使公共行政研究与实践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只有将价值—工具—事实相融合的三维理性范式,才能使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避免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片面性,走出盲动、空想、自负的迷局.     

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中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的显在特征,形成这一特性的文化渊源是墨家实行实效的思想和儒家的实用理性。毛泽东的实践理性主要表现在他对生产实践与审美活动的关系、社会实践与艺术活动的关系、文艺与文艺创作主体的关系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和论述上。毛泽东认为:审美活动的根基和源泉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不仅是反映世界,其意义和价值在于改造世界;现实生活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是影响和决定艺术与艺术创作关系的重要因素,政治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逻辑延伸。毛泽东实践理性中的"政治",在根本意义上指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指向具体时空中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     

理性自我的前提批判与拯救路径

启蒙理性是当代思想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启蒙辩证法通过探讨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揭示了"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局面。抽象理性逐渐沦为权力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社会大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入一种"自我持存"状态,这与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的主体性确立状况相背离,理性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方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要破除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就必须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即从理性形而上学内含的经济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入手,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在多元视野中发现理性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从实用理性走向实践智慧

实用理性是在中国人应付环境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贯通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实用理性实质上就是经验理性。由于在全部经验中,历史经验所占的比重最大,因而实用理性也就是历史理性。与此同时,由于经验是通过教育而传递下去的,因而实用理性必定蕴含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实用理性的主要缺陷是:急功近利、眼界狭隘;甘居中游、甘随大流;经验狭隘、思想模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提出了"实践智慧"的概念,开辟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同的另一个哲学发展路向。实践智慧主要是指政治、伦理领域里的行动智慧,行为者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能够迅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并诉诸明智的行动。经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实质性推进,实践智慧逐渐上升为当代西方哲学中最受重视的哲学理论之一。我们认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把实用理性提升为实践智慧。     

实践理性辨析

实践理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然蕴含着的理论内容，更是当代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实践是理性的真实之所，理性是实践的重要特征，因此,必须从实践与理性的内在结合中揭示实践理性的本质，从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比较与对照中揭示实践理性的特点，从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探寻实践理性的基本形式。     

论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体实用理性特征

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体理性特征的集中表现是以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其典型代表是美式资本主义。这一特征造就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新成就及新危机。资本主义以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客观现实深刻揭示了个体实用理性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据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只能走市场经济原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道路。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科技理性的价值考量

科技理性虽为人类改造自然、控制社会提供了有力的理性工具,但它本身不能为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目标和价值,它离不开伦理价值的关怀。因此,必须建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机制,在两者间形成和谐的必要的张力。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论解析

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有着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命运,是一经发动就无法停止的社会各个方面理性化的进程,这种理性资本主义既带来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条理性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给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性产品,同时也产生了非理性的后果,它使人类丧失自由和价值的统一,人类在自我丰富的同时又陷入危机。但韦伯提出的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不是通过否认理性资本主义,而是企图以责任伦理和魅力型人格来消解理性资本主义的后果。     

中国梦的三重理性向度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洋溢着中国自信的中国梦,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历史担当、现实使命以及治国方略所做的一种理性表达,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体在理论建构层面的再度理性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域看,它至少涵涉下述三重理性向度:一是以追求和谐、包容开放、融通并蓄、荣辱共在为意旨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精神境界、幸福指数为宏旨的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立足国情、自主躬行、崇实尚行、自主创新为要旨的实践理性向度。如果说交往理性彰显的是中国梦的和谐之美,价值理性凸显的是其人文之美,那么实践理性显现的则是其实干之美。三重理性向度虽各侧其重、各显其质,但却不能割裂而论,它们共同表征着中国梦所能展示的美好图景。     

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感性的实践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唯物主义

事物的存在形式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本质我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把握, 现象通过感觉就能认识, 本质作为认识对象是极其广大的,而感性的范围则是比较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物质”是极其广大的, 理性才能把握,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是理性哲学。而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范围则是较小的, 是感性哲学。当我们谈实践时, 我们的认识范围就缩小了。缩小了的范围一般就是感性能够感觉到的。理性本体作为认识的一极是关于事物起源发展的东西, 因而是更重要的本体。但感性本体作为认识的起点也是不能丢的,舍此我们对事物就会毫无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技术理性的反思——论《圣洁百合》中的科技伦理观

小说《圣洁百合》中到处渗透着电影等现代科技的痕迹。在这个技术主宰的时代里,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工具化了。由此带来的信仰的缺失、社会关系的冷漠和家庭内部的裂痕,预示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厄普代克对此作出了深刻的伦理反思,辩证地对待技术理性这一问题。哈贝马斯的技术哲学理论能够为厄普代克小说中的社会交往行为的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只有从他者的角度出发,在平等交往、真诚对话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共识”。小说中克拉克最后的选择就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作出的道德判断。厄普代克的小说传达的正是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统一。技术与人文之间需要保持这样一种平衡。     

试析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之关系

在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曾出现过许多误解。作为人类思维的两大基本工具,形式理性和辩证理性之间是互补互益的关系。正确区分两种“矛盾”是认识两种理性的关键。辩证理性以确定性为基础讲求变化、发展;形式理性暂时将形式与内容区分开来,研究变中之不变,最终目的是达到更全面的认识。两者统一于思维对确定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韦伯伦理思想中的责任理性问题探讨

“责任理性”是暗藏于韦伯命题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是人独立自主地认识自己行为后果并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实践能力,是一种能化责任为信念,以激情、欲望为动力,以理性思考的判断力作保证的道德实践理性,一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互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支撑、理性与情感相互亲和的现代理性.     

责任内涵的新阐释

责任作为一个普遍的人性概念和社会伦理概念,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责任来源于人的本质,是由人的自身行为和活动确定的,在内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责任加以哲学的思考和伦理的分析,我们发现: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是辩证统一的;爱是责任之源,道德是责任的基础;法则和法律对责任具有强制和约束作用;责任是义务的前提,服务是责任的宗旨;责任能力的取得要靠学习和教育.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他的责任观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其启示

从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入手,吸取了中国邪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现代化从"变器"到"改制"层层递进的探索历程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前苏联的成功经验,深刻领会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和革命实质,根据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中国人民的必然的理性的选择.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以及对我们的成功跨越,进行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思考,提出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片面地完善、改革其生产关系,而是全面提高和大力发展自己滞后了的社会生产力.     

论思想政治工作的情与理

晓之以理 ,就是向工作对象宣传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使之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动之以情 ,就是通过情感交流 ,语言疏导 ,形象感染和行为影响激起工作对象的情感共鸣 ,使其思想行为逐渐向教育者所要求的方向转化 ;情与理是辩证统一 ,情以理为指导 ,理以情为纽带     

心理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与整合

科学主义追求工具理性;人文主义则更多的关心价值理性.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其在科学价值观上产生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阻碍了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只有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结合起来,建立多元化的理论模式和多层面的研究途径,才能保持其应有的本性,促进其健康发展.